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

“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

“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

“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

“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

“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

“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你为什么等他？“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

“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

“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

“看得出来。”他说。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

“说得没错。”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

“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9]的距离。

“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

“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

“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