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

“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

“你认识他吗？”

“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

“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

“你们的效率很高。”

“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

“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

“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

“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

“回家吧。”我说。

“派尔会回来吗？”

“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

“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

“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

“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

“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第一部 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 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