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烟。我又问她：“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

“我告诉过你——她出门了。”让她承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西方式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简直太荒谬了。因为我刚跟派尔一起喝了威士忌，鸦片的效果减轻了不少。我说：“我刚才对你撒谎了，凤。我要被调回去了。”

她放下烟枪。“但你不会真走吧？”

“如果不回去的话，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回去。我很想看看伦敦。”

“你会非常不适应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婚的话。”

“但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吧。”

“不管怎样，我都要跟你一起回去。”她说道。她说得很认真，但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来，在她再次举起烟枪，准备烧烟泡时，内心已经泛起一连串的思绪。她说：“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提出的这些天真的问题。出于礼貌，出于恐惧，甚至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她有时可能会撒个谎，但她绝对没有把谎言说得无懈可击的本领。

“没有，”我说，“看摩天楼得去美国。”

她的眼神从烟针上移开，飞快地看我一眼，承认了自己说得不对。然后，她一边揉着烟泡，一边又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和双层公交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那也是美国的。”

第二部 第二章

1

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 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