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 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 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