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査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六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