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11] 指1克摩尔中的分子数。——原注

[12] 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 公元前115年—前53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镇压斯巴达克斯奴隶的古罗马将军。他将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被俘的6000名奴隶钉死在亚壁古道两旁。

[13]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约公元前120年—约前70年）罗马角斗士奴隶，发起起义，多次战胜罗马军。

[14] 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8.27—1831.11.14），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他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作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9.26—1976.5.2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16] 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6.21—1980.4.15）：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17] 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 1874.4.15—1957.6.21）：德国物理学家，种族歧视者，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18] 迈克尔·凡·冯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 1869.3.5—1952.6.12）：红衣主教，任慕尼黑大主教。

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述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愿意倾述，并经常倾述，在各种不同的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述，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述，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述，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述，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述。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