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他做的实际工作远比孙多”。有人问为何拿破仑称帝法国人能接受，而袁举国皆讨之，骆答：“国情不同，其实民初袁有两个称呼，一为中国的拿破仑，一为中国的华盛顿。”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袁伟时：他的建树比孙中山多，那是肯定的。孙中山后来鼓吹国民革命，收获的是蒋介石独裁专制。孙中山声名在外，但是实际建树不多。国民党执政之后不遗余力造神，把孙中山偶像化。一个神化，一个鬼化，那样就歪曲了历史。孙中山民主、法治精神不够，不是华盛顿。袁世凯雄才大略不足，也不是拿破仑。不同文化，结出不同的果。

法国之所以会产生拿破仑，是因为大革命以后混乱了10年。从1789年革命爆发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10年动乱，杀了很多人，革命者之间互相残杀；再加上对外战争，生活很动荡，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拿破仑代表一种安定力量出现了，所以老百姓接受他。这个时候他当执政府执政，后来当了10年皇帝，很有建树，对外战争建了一个很大的帝国。但是他也站不牢，整个法国也安定不下来。法国革命之后70多年才安定下来，民主制度建立后才慢慢安定下来。在现代一个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实施民主，尊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让制度与公民的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彭晓芸：那么，袁世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留下的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有什么经验教训？

袁伟时：袁世凯有所作为的地方可以留给我们参考与借鉴。比如改革首先要重视人的观念变革，特别重视开官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又如改革要从社会基层和社会各个方面去培育，他推行地方民主自治，建立新的独立的司法体制，都是有成绩的；另外他重视培育人才，办任何事情相应建立有关学校；重视开放，延揽海归，勇于学习外国的东西。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看，袁世凯这样的人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中国专制体制、专制文化要转变到现代社会，要让现代文化在中国牢固地扎根的话，有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袁世凯是新旧过渡、两种文化、两种体制过渡里面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新的思想让他有所作为，建树来自现代文化；但是传统毁灭了他，最后前功尽弃。

俄罗斯不是给赫鲁晓夫立了一个纪念碑吗？艺术家给他建了一个黑白纪念碑，一边黑一边白，赫鲁晓夫确实是这样的。假如给袁世凯立一个纪念碑的话，我想他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物，传统和现代同时体现在他身上。

2006年12月13日星期三

多维视角下的大元帅府和中山舰

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应该用多维的视角，从多方面去观察这个繁复的世界。

用士敏土厂（水泥厂）厂房改建的大元帅府有过两度辉煌：

1917年7月，孙中山抵达广州进行“护法”战争，同年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选定这里为大元帅府。1918年2月军政府改组，选举七个总裁代替大元帅，孙中山虽是总裁之一，抱负难以施展，只好黯然离去。当时广东的实权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军政府没有多大作为。

大元帅府二度辉煌是1923年把陈炯明逐出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1925年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直至1927年迁往南京为止。一方面它可说是革命圣地，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统治的各项专制统治的政策（例如取消新闻自由、党化教育、党化司法等等）都是首先从这里制定并在广州施行的。

中山舰（永丰舰）是因1922年6月16日事变而扬名后世的。

陈炯明是护法战争期间（1917—1921）孙中山事业的主要支柱之一。1920年10月陈炯明领导的粤军从福建南部回师广东，攻克广州；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2日，粤军兵变，炮轰在今越秀山的总统府。这就是通常说的“陈炯明叛变”。不过，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这次事变实质是孙中山武力统一全国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全国的两条路线之争。他们的分歧还有：要不要选举总统，成立所谓“正式政府”；孙文要扩军，要发2000万纸币，陈炯明坚决反对。当时全国和广东的舆论倒是支持陈炯明的居多。蔡元培等是反对武力统一的。胡适甚至说粤军的举动是“广东的革命”，痛斥所谓“叛逆”的说法坚持的是“旧道德的死尸”。广东省议会也通过决议公推陈炯明出任临时省长，敦劝孙文下野。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让世界的眼光再度聚集在这艘小小的军舰上。这件事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是蒋介石夺取权力的一个计谋。有些细节可能成为千古之谜。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夺权失败，国民党当权的还是汪精卫、胡汉民他们，执行的政策会更好一些，从而使中国的发展更顺利，还是两者没有多大的区别？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人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2006年5月10日星期三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13日　D08版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