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跟着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

“你妈哭了吗？”

“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

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她们系里说她什么？”

“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

“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

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

“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

“我让她们回去了。”

“你妈哭了吗？”李卓问。

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

“嘿，你妈哭了吗？”

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

“仲伟，你妈哭没哭？”

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

“嘿，仲伟，你妈哭……”

“你妈！”我说，揣了李卓一脚。

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

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

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

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小伙子们却添了兴致，纷纷上厕所，厕所在车厢前边，女生们都坐在前边。我们先是想看看那个又漂亮又厉害的徐悦悦哭没哭，哭起来是不是还那么傲慢，后来则发现，到车厢前边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扫两眼，原是一件颇得乐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几个眼边发红，这又让“男子汉”们感到几分优越。“头发太长，”

金涛说。徐悦悦并没哭，是件小遗憾。

第四节

四

火车在大平原上跑，拉着长长的烟和长长的嘶鸣。已经是冬天，车窗外北风刮得凶，树和荒草东倒西摇，愈见荒凉了，愈感到离北京远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着一辆马车，赶车的抱着鞭子，下巴缩到领口里。马车上还坐着个孩子，两只手尽力往袖筒里插。

弯曲的土路通向远处一个村落。这会儿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亲，也并没想得太久。

我心里盼着天黑，盼着一种诗境的降临。“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塞外的风吧；滚滚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么怎么了吧；一条火龙般辉煌的列车，在深蓝色的夜的天地间飞走，等等。还有隐约而欢快的手风琴声，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经得承认诗的作用，尤其是对十六、七岁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十六、七岁。

当然，发自心底想去插队的人是极少数。象我这么随潮流，而又怀了一堆空设的诗意去插队的就多些。更多数呢？其实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罢了；不得不去便情愿相信这事原是光荣壮烈的。其实能不去呢？还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说，那时多少多少万知青“满怀豪情壮志”，如何如何告别故乡，奔赴什么什么地方。感情常常影响了记忆。冷静下来便想起本不是那么回事。

延安对我确有吸引力。不过如果那时候说，也可以到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去插队，我想我的积极性会更高。我那时既不懂发愁，也不太去想什么前途，一切单凭兴趣，随潮流。

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

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