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事。卖猪、卖鸡蛋、卖青油，直能卖多少？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母亲望着儿子。她有七个儿子，不因为有七个，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

第九节

九

炭窑就是煤矿。我们那地方有煤，不过煤层很薄，且分布零散。

只是公社一级常组织些开采，设备极原始，称不上矿，叫炭窑很恰当。打一眼井，比一般的水井大些，井口上一个辘轳，也比一般的辘轳大，几个人摇，把掏炭的人吊下去，把掏好的炭吊上来。地下水也是从这井口吊上来——用一张大牛皮兜着，吊上来倒掉。几班人轮番不停地摇辘轳，用肌肉代替吊车，代替抽水机，“哼哼咳咳”地喊。掏炭的人嘴上叼一盏小油灯，攀在绳索上下去，三四丈深到了煤层。巷道只一米来高，又很窄，没有坑木——用不着也用不起。掏炭的人在里头爬，有时要爬几里地，挖一块煤，几百斤，用绳拖在身后，再往回爬。膝盖磨烂了；然后磨出肠子。煤吊上来了，然后掏炭的人也吊上来了，人和煤都湿漉漉的。冬天井口上挂满了冰凌。所谓安全设备，就是地面上有几根不高的烟筒，为通风用，不能没有。

留传下来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哪个人下了炭窑，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钱粮，你也不能去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下了炭窑就是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讨饭只是不顾了脸，掏炭却是不顾了命。然而我们在的那些年，这规矩只成了一个传说，实际人们却争着下炭窑。一个人下炭窑，一家人的日子就好过些。下炭窑的人能吃饱，吃白馍，吃小米，吃不掺麸也不掺糠的净玉米干粮，偶尔还能吃一顿大肉，有些萝卜、洋芋。主要是能给窑里挣回些钱。

疤子一直羡慕人家去掏炭，自己没机会。这年疤子的哥哥在公社灶房上给干部们做饭，慢慢跟些人混熟，给疤子争来了这机会。同是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有人给自家的儿女弄得去上大学，有人给自家的兄弟弄个舍命的事做。炭窑上的窑头也看得下疤子，知道他苦好①，厚道，有力气；明娃妈想，等把明娃治病的钱攒够，就不再叫男人下炭窑。她想，一天总能挣回一块钱，一年三百几，两年下来就再不叫疤子下炭窑去。

第十节

十

老乡们都烧柴。煤价虽不高，但总要钱买。柴可以自己去山里砍，只要有力气。煤都运到公社，运到县上，运到邮局、医院、商店、车站去。“给公家儿的烧去！”老乡们管挣工资的人叫“公家儿的”，就是公家的儿子。“看给公家为儿够咋美，消消停停倒把钱挣下。”

或者“看那些公家儿的咋着意，烧炭火，吃白馍。”话里含了怨气，自然也含了羡慕。所以老乡们的审美标准也与“公家儿的”有关。新媳妇出嫁，要在花条绒袄外再披一件制服棉袄，要在红红绿绿的头巾上再加一顶黑呢子制帽。小伙子去相亲呢？要有一包纸烟，要在上衣兜里别支钢笔。这确实是一条唯物主义美学观的佐证。

“明娃的相好来啦！”听见娃娃们喊，我们都跑去看。纷纷扬扬的大雪落白了群山，让人想起那首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娃娃们也喊，狗也叫，呐喊山寂静的小路上下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黑的，后面一个红的。前边的头上裹一条白手巾，后边的戴一条花头巾加一顶黑呢子帽，下得呐喊山，走过呐喊坪，朝庄里来了。所谓“呐喊山”“呐喊坪”，就是村子对面最近的山和坪，在那儿呐喊一声全村都能听见，因而得名。黑呢子帽下根本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胸脯瘪瘪的，头发黄黄的，穿了一身红条绒，怯怯地跟在一个中年汉子身后走，臂弯里抵个篮，篮子上盖块花布。中年汉子在前边背起手悠悠地迈着大步。一群嘎娃娃追在那小女子身后，问：“寻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给明娃作婆姨了是？”……小女子红了脸紧走，忽然返转身来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娃娃们笑嚷着散开。她弯腰去提鞋，篮子上的花布开了，里面是蒸的白馍，每个馍上一个红点。如同北京人串亲戚常拿一盒点心。这就是碧莲，虚岁才十七。

随随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两手插在袖筒里。下雪天，—他没去拦羊。女生们也都站在小学校的窑顶上。

“随随，你问下婆姨了没？”徐悦悦问。女生们都嘻嘻哈哈地笑。

只是跟老乡们说话时她们才这么大方。

“问下啦！”随随一本正经。

“怎么没见过？”庄宁问。

“常来串哩，你们倒没见着？”

“哪个村儿的？”

随随想想：“朱家沟，叫个黑玉英。”

众人都笑起来。

“笑什么你们？”

“照，”一个老婆儿说：“‘黑玉英’串来啦。”

不远处“哼哼”地晃过来一只老母猪。

女生们都骂，自然是北京妇女界最传统的用词：“流氓！”我们不敢笑。凡女生们参于其中的事，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否则她们会以为我们多么希望理她们。她们也只当我们不在场。活到三十几岁回过头来想，才知道。倘小伙子们不在场，姑娘们也不至于那么唧唧嘎嘎嚷得欢。

“噫，敢是没钱嘛！”随随说：“寻个婆姨，没有五六百块不得过去。”

明娃的婆姨六百块。那天疤子又给碧莲大交了十五块钱。交够了数数过门，那儿的规矩。

没想到所谓“老区”、“圣地”竟还是这样。倒真是“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如果这一家养的女子多，这家便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