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的金褐色的裙子撩到头顶，它的面部、胳膊和穿着紧身衣服的淡色面团做的上身都一分为二，变成了完全相同的另一个面孔、另一双胳臂、另一个上身。这是一只雅努斯玩具。但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只玩具没有腿。后来，我哥哥的一位同伴去日本旅游回来后，送给我一个明治时代的仕女。仕女的眉毛和头发都是真的，像上了漆一样光亮。头发盘成发髻，用长发卡别着，但家里人怕扎着我，都给拔掉了。这个娃娃太大了，放在长沙发的靠背上，我只能跪在沙发上欣赏它，吻它杏黄色的面颊。这个玩具娃娃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同一个时期拍摄的，还多次洗印过，照片上的小女孩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她穿着领口很低的低胸衬衫，胸部丰满，两肋平滑，显得很文静迷人。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我正合着两只小手在祭坛的一角祈祷。她圆脸蛋儿，一对明亮的大眼睛，不知道她是在静心沉思还是什么也没有想。小女孩衣着朴素，姿态优美，我相信是摄影师导演的效果。摄影师是一位亲戚，生活放荡不羁，喜欢小女孩儿。黑山城堡没有小教堂；二楼的楼层很宽大，有一间凹室，似乎起着小教堂的作用。里面有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盖着一块花边台布，摆放着橡木心做的圣母。圣母头戴星条王冠，用大衣兜着儿子。这尊圣母像很好看，与其说她是母亲和圣母，毋宁说她是王后。我相信我从来没在她面前祈祷过，只是在节日的时候给她献上一些鲜花。我记得，在许多年中，我晚上背诵的惟一的《圣母经》是放在我的床前小地毯上的，如果晚上天气寒冷，就放在鸭绒压脚被下面。我可能是在昏昏欲睡的时候才想起一字一句地背诵经文，我现在有时候还用这种机械的方法计算时间，就像我们家乡那些老年人到别人家去的时候，计算着在第一次敲过门后还得过几秒钟才能敲第二次似的。我觉得有时候像是背诵优美的诗句，以祈求精神上的平静和宽恕。经文就是一首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好几种语言背诵，还经常象征性地变换着名字进行祈祷：“向您致敬，宽宏大度的观音，请您听着，人们正在热泪盈眶地为您祈祷。”“向您致敬，舍金纳，仁慈的神灵。”“向您致敬，阿佛洛狄特，您给了神灵和人类极大的快乐……”大多数宗教都基于美好的希望，以不同的形式选择女性为神灵，如马利亚，或者两性人，如观音，她们暗中赐予我们以仁慈和怜悯，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

我祖母坐马车去参加星期天大弥撒。只有我一个人陪她去。由于大弥撒持续的时间总是很长，两匹漂亮的小黑马被卸下鞍鞯，拴在教堂附近客栈的马厩里。只有诺埃米和我两个人在的时候，我们才坐在“老爷凳”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老爷）。我从“老爷凳”上可以斜着看到祭坛。我当时对什么是弥撒祭品几乎一无所知，对堂区的大多数教民也不认识，在本堂神甫每一次跪拜的时候，我看见的尤其是他那双暴露在饰有花边的宽袖白色法衣外面满是钉子的厚鞋底。我喜欢香的香味，但不喜欢本堂神甫摆弄圣餐杯的干巴巴的动作。他左右转动着圣餐杯，检查圣餐是否被吃光，杯子是否被舔干净了，这使我想起小咖啡馆门口那些酒鬼的酒杯。在举行举扬圣体仪式的时候，我像大家一样也垂下头，以便避免看到圣体饼时发生暴卒的危险。我从侧面望去，看见第一排的椅子上坐着村里的女士们，她们差不多都是一模一样地戴着蝴蝶结帽子，嘴唇抹得红红的。本堂神甫用法语布道，一部分教徒听不太明白，而讲佛兰芒语的老年人一点儿也不懂。诺埃米是“城堡主夫人”（这个词很少是带着和善的语气说出口的）；我是个小女孩儿，一头黑发，一条白裙，一根蓝腰带（我母亲把我许给圣母，为期七年）。大约在六十五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回到童年的村庄时，村民们为了欢迎我，给我找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她一头黑发，一对蓝眼睛，一身白衣服，还扎着一条蓝带子。她像我童年时期那样可爱，但是在献花的时候，她害怕了，也像我过去害怕时的那种神态。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七岁了。那是早期做领圣体的时期。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的修女们给了我一些教育，后来本堂神甫的短期教理课也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样的教育尤其告诫我，天亮以后不要漱口，当然也不可以不饿肚子。当睡醒的时候，我发现床头柜上有四分之一个苹果，便不假思索地吃了。但我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本堂神甫，吓得他差一点儿没病倒。那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领圣体。从一张已经发白的照片可以看出，我穿着白长裙，戴着白头纱，巴尔贝喜欢说这是婚纱。听她这样说，我先是笑了，然后又哭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嘲笑我。这些事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件事，是请城堡附近的一些邻居吃午饭。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仪式，我第一次领到了半块用香槟酒浸泡过的饼干。第二年（也许是当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瞻礼厅的平台上颁发奖项的时候，我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一顶用金纸做的桂冠和一大本介绍名人生平的烫金硬皮书。我肯定自己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也不愿意进学校，但一种冒名顶替的不公正行为开始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反感。幸好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找不到词汇对这种事下什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