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你知道不知道，维尔福，你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党，1792年后转向反对革命。］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的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回答，这个被唤醒的悲惨的记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但我要请您记住，我们两家的父亲虽然同时被害，但他们各自的原因却是大相径庭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来把旧事重新提一遍：亲王［指路易十八］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的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瓦蒂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亲爱的妈妈，”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明小姐的话，垦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不仅放弃了我父亲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拿破仑党人，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呢，相反，是一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我姓我的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这样再好不过了。至少，维尔福将来一定不会再动摇了。记住，维尔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你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说到这里，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象我现在答应你的请求一样。你也要牢牢记祝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出身于一个可疑的家庭。”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的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你真这样认为吗？”侯爵夫人问。

“恐怕是这样的。那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仍然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信徒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每天尽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借口和保皇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你或许也听说过吧？”萨尔维欧伯爵说。萨尔维欧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他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云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这儿有六千哩。”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对面就是意大利，他曾垂涎过那儿的主权，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不幸的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除非破坏那些条约，否则我们是无法动一动拿破仑的。”

“哼，那些条约迟早要被破坏，”萨尔维欧伯爵说，“不幸是德·昂甘公爵就是被他枪毙的，难道我们还要为他这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有神圣同盟的帮助，我们有可能除掉拿破仑，至于他在马赛的那些信徒，我们必须让维尔福先生来予以肃清。要做国王就得象一个国王，那样来统治不然就干脆不做国王，如果我们承认他是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必须为他这个王国保持和平与安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忠贞不渝的大臣来平定每一次可能的暴乱，——这是防止出乱子的最好方法。”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不幸的是法律之手段虽强硬却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萨尔维欧伯爵的女儿，圣·梅朗小姐的密友，“您想想办法，我们还在马赛的时候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没到过法庭看审讯案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有趣，当然罗，”青年答道，“比起在剧院里看杜撰的悲剧当然要有趣得多，在法院里，您所看到的案子是活生生的悲剧，——真正人生悲剧。您在那儿所看到的犯人，脸色苍白，焦急，惊恐，而当那场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