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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却无武力背景的人们,都很妒忌他。如前所述,由于对西太后反感,随之对她所信任的李鸿章也抱有敌意。
李鸿章的政敌非常多。
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前一天——7月16日,在北京,皇帝的数名顾问——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成员,聚集一处,研究朝鲜问题。李鸿章没有出席会议,他从天津发来的电报摆在会议桌上。
帝党的李鸿藻和翁同龢当然是主战论者,但他们是少数派。而王公大臣是多数派,认为今年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也不要发生战争。避战论者占大多数,他们说:“我国同朝鲜的宗属关系,哪怕是名义上的,如能维持下去,其余的做一下让步也就算了。”
主战论者是李鸿章的政敌,而避战论者也以不负责任的口吻批评说:“李鸿章怎么把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搞得这么糟呢?”
“当日本提议共同承担朝鲜的内政改革时,李鸿章为什么拒绝了?那时若接受了日本的提议,今天就不至于把局势弄得这么僵!”
其实,假如那时接受了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那么,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管谁是当事者,无疑都要遭到众人的责难。
李鸿章对北京的会议情况做了估计,每个与会者的脸孔都在他头脑里盘旋,谁会说什么话,他也能想象得出。
事情在发展。
会议应当开,实际准备也必须做。李鸿章往伦敦发电报,因为运输军队需要船只,必须考虑买船的事。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太多了。
“是啊,不是速度快的船就来不及了。”
给伦敦公使的电报草稿上,李鸿章把要购进的船的速度也写上了——时速二十三四海里。
幕僚们不断地接到电报。
“朝鲜袁道来电。”幕僚把电文放在李鸿章的桌子上,并报告了发报人。
“啊,项城的吗?……趁现在还不晚,应当把他从朝鲜调出来。”他一边叨念着,一边看电文。
袁世凯为辞任回国,不知打来了多少封电报,这回的调子极其悲惨:“凯病如此,唯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
“明白了,明白了!”李鸿章冲着电文频频点头。
3
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会议提出“避战”的结论,光绪帝大为不满。他的近侍泄露说,年轻的皇帝要处分北洋。
然而,在这严峻时局下,除了李鸿章,还有谁能处理问题呢?皇帝虽然是个主战论者,但如果没有李鸿章,恐怕连一个士兵也指挥不动。
处罚李鸿章之类的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光绪帝自以为断了奶,其实,没有西太后的谅解,他能处分得了李鸿章吗?
礼部侍郎志锐上书弹劾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诸大臣,是在阴历六月十五日(阳历7月17日),也就是得出避战结论的会议的次日。在东京,这时正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
志锐言辞严厉,颇有可取之处。他责备李鸿章等人过分依赖外国的介入,说:
事起之初,则赖俄使;俄使未成,复望英使。英使不能,又将易谁?
志锐不愧为谏臣,虽然上书弹劾,却并未提出处分李鸿章的不现实的主张。他主张,命令李鸿章调兵遣将,尽速进发,赶上时机。
本不愿打仗的李鸿章也感到“事已至此”,只有下定决心,制订动员计划,向英国订购快速船只了。然而,北京的政敌又依据避战方针,束缚他的行动。
关于此事,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做了如下评论:
李鸿章是惹起此次朝鲜问题及日清纠纷的罪魁祸首、主谋者。一切应归罪于他一身,自不待言。然而,在此时局发展中,特别在国运生死迫近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派之争,加以如同儿戏之谴责,不仅使他无法充分执行其策略,而且,免不了要承担所有责任。这当然是李鸿章的不幸,同时也是清政府自戕其国。
这段评语颇中肯。
7月18日,李鸿章电请总理衙门批准袁世凯归国,由唐绍仪继任。
当天,袁世凯接到“着即归国”的电报。当夜,他与唐绍仪二人静静地交杯换盏。
“只剩下我和你两人了!”袁世凯把酒杯端到唇边,似乎不是对唐绍仪而是对杯中的绍兴酒窃窃私语。
“是啊……”唐绍仪也不看对方一眼,仰视天棚答道。
公署的杂役如今全都跑光了。
“人都势利眼!”
“是些普通人嘛。”
“时过境迁,就像陌生人一样。”
“不论朝鲜还是中国,都一样。”
“兴旺时门庭若市。”
“现在是门可罗雀了。”
“我们完全被包围了!”
“是吗?”
“简直被包围了好几层,只是你不知道!”袁世凯说道。
袁世凯认为,这个清政府代表的办事处已经被日本的侦探和喽啰们严密地包围了。唐绍仪却不大相信,朝窗外张望了一会儿,不见什么人影。不过,汉城已开进许多日军,随处可见。偶尔有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似乎是执行公事,路过这里。
“你太多疑了。”唐绍仪说道,他差一点儿说出“神经质”这个词,但话到嘴边,到底没说出口。
“不,是你过于乐观了……不光是日本人,东学党那伙人也在窥视着我……明天,我怎么从这儿逃脱呢?”
袁世凯的敌人不只是日本人,他也曾帮助镇压过东学党,是东学党的仇人。
“总端着那杯酒干什么?喝下去呀!”唐绍仪笑着说道。
袁世凯端着酒杯,凑到唇边,好半天也没喝一口,被唐绍仪提醒,他苦笑着一口喝干,露出苦涩的表情。
袁世凯发给李鸿章的最后一次电报,开头说: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