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士兵，偷偷离开了军队，逃回了老家——他们跟着李自成打仗，是为了活下去，可现在，活下去都成了奢望，谁还愿意再跟着他拼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顺军退入湖北，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的时候，一场意外，彻底断送了这支军队的希望。崇祯十八年五月，李自成率领二十名轻骑，来到湖北通城的九宫山，想登山探路，看看附近有没有适合驻军的地方，顺便找点粮食。九宫山山林茂密，雾气很重，当地的村民因为常年受到盗贼的侵扰，组织了一支民兵队伍，专门防备盗贼。李自成一行人穿着便装，骑着马在山林里穿行，被民兵当成了前来劫掠的盗贼，悄悄围了上来。

民兵们拿着锄头、镰刀，猛地冲向李自成的队伍。李自成的亲兵虽然勇猛，可毕竟只有二十人，面对数十名民兵，根本招架不住。混乱中，一名民兵拿着锄头，朝着李自成的后背狠狠砸了下去，李自成惨叫一声，摔倒在地，当场身亡。这名民兵直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打死的，竟然是曾经坐拥百万大军、推翻大明王朝的大顺王李自成。

李自成的死，来得太过突然，大顺军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他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麾下的将领们，有的想拥立李自成的儿子李来亨，有的想自己掌权，互相争执不下，原本的三十万大顺军，也分成了两支部队——一支由郝摇旗、李来亨等人统领，一支由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妻弟高一功等人统领。两支部队虽然都还打着大顺军的旗号，却已经各自为战，再也没法形成合力。

此时的南方，明朝的宗室已经建立了弘光政权（史称南明），面对清军的步步紧逼，南明政权急需兵力抵抗。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北巡抚堵胤锡，看出了大顺军的战斗力，也知道他们跟清军有血海深仇，于是派人去联络郝摇旗、李过等人，想收编大顺军，共同抗清。走投无路的大顺军将领们，为了活下去，也为了报仇，最终同意了南明的收编——李过、高一功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忠贞营”，郝摇旗、李来亨率领的部队，后来则成了“夔东十三家”的核心力量。

可这些曾经的农民军，就算摇身一变成了“官军”，也始终没能摆脱被歧视、被排挤的命运。南明政权的官员，大多是明朝的旧臣，他们打心底里看不起农民军，觉得他们是“贼寇”，根本不愿意信任他们。收编之后，大顺军的粮草被层层克扣，士兵们常常吃不饱饭；指挥权也被南明官员掣肘，明明有战斗力，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战术作战，反而被当成炮灰，派去攻打清军最精锐的部队。

忠贞营在湖南、广西一带抗击清军，多次打胜仗，可每次胜利之后，得到的不是奖赏，而是南明官员的猜忌——何腾蛟甚至故意克扣忠贞营的粮草，逼着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李过、高一功率领忠贞营四处转战，士兵们在饥饿、疾病和清军的围剿下，伤亡越来越大，高一功后来在贵州被当地土司袭击，中箭身亡，李过也因为积劳成疾，不久后去世。失去了将领的忠贞营，慢慢被清军消灭，最后只剩下少数士兵，融入了其他抗清队伍。

郝摇旗、李来亨率领的部队，在夔东（今重庆、湖北交界一带）建立了抗清根据地，凭借着山区的地势，跟清军周旋了十几年，成了南明最后的抗清主力。可到了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军调集了十万大军，对夔东根据地展开了围剿，还切断了根据地的粮草补给。李来亨率领士兵们坚守在茅麓山，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树皮，甚至吃战马；士兵们伤亡殆尽了，就自己拿起武器，跟清军展开肉搏战。最终，茅麓山失守，李来亨看着身边的士兵一个个倒下，知道大势已去，他点燃了自己的营帐，全家自焚而死，郝摇旗也在战斗中被俘，押到北京处死。

至此，李自成留下的最后一支抗清力量，彻底覆灭。从崇祯十七年三月进入北京，到崇祯十八年五月死于九宫山，再到康熙三年最后一支余部被消灭，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从巅峰到消亡，不过短短二十年，而真正的崩塌，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回头看这支曾经席卷天下的农民军，他们的覆灭，从来不是偶然。山海关之战的战略失误，让他们失去了主力；进入北京后的军纪松弛，让他们失去了民心；降将的纷纷反叛，让他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李自成的意外身亡，让他们群龙无首；而南明政权的歧视与掣肘，更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从农民中来，带着推翻压迫的希望，却最终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百万大军繁华落尽，只留下无尽的唏嘘。

李自成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农民起义的悲壮与无奈，也照出了乱世之中，权力与人性的复杂。从紫禁城的龙椅，到九宫山的荒坟，从百万雄师的欢呼，到最后一支余部的自焚，这场大起大落的悲剧，不仅改变了李自成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如果没有山海关的战败，如果李自成能守住军纪，如果他没有意外身亡，或许，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可历史没有如果，李自成和他的百万大军，终究成了明末清初那段乱世里，最让人感慨的一抹血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