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恐怖当中的人一般都会将自己恐惧的东西融入创作中，以寻找暂时的解脱——例如野蛮人会把敌对部落的人塑成人像，就仿佛征服了它们。严格来讲，这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是完全心理学的；作家在这样的作品中并没有表现他们的人生观；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探讨人生；他们其实在说的是他们感觉人生好像充满了诸如狼人、吸血鬼和弗兰肯斯坦一样的大怪物。就这一动机而言，这一类作品就更多地属于精神病理学而不是美学。

以史为鉴，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无法在哲学的大崩溃中幸存。诸位当然可以找到一些反例，但是我讨论的是这两个流派作为广泛、动态、创造性的运动时的情形。由于艺术是哲学的表达和产物，艺术会第一时间折射出文化根基的空洞，也会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这极大地影响了浪漫主义，加速了它的没落和崩溃。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自然主义，但是影响的方式不同，其破坏远没有在浪漫主义的领域那么迅速。

彻底砸毁了浪漫主义牌匾的暴徒就是利他主义。

由于浪漫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对价值观的投影，尤其是对道德价值观的投影，利他主义在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之初就开始在其中作祟。利他主义（除非在自我牺牲的前提下）无法实践，因此也就不能用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以人的现实生活来投影和表现。将利他主义作为价值观和美德的标准的话，不可能勾勒出一个理想的人——那种“可能成为也应当成为”的人。浪漫主义发展史上贯穿始终的巨大遗憾就是没能展现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人物，即一个道德典范。

人们无不赞美的其实是维克多·雨果笔下人物的抽象意图——作者对人性高屋建瓴的观点——而不是他们实际的刻画。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从未成功地投影出一个理想的人，或者其他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正派角色。《悲惨世界》中关于冉·阿让的大部分内容从始至终都是抽象的，没有整合进人物当中，尽管作者尽他所能地洞察相当深奥的心理学内涵。同一部小说中，马吕斯，据传可能是雨果的自传式人物，他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依靠作者的叙述，而不是他自己表现出来的。从刻画的角度来看，马吕斯不是一个人，而是被社会的紧身衣束缚住的一个影子。雨果的小说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的人物，以及最有趣的人物都是有些反派的形象（他本善的人生观使得他无法塑造出一个十足的反派）：《悲惨世界》中的沙维、《笑面人》中的约夏娜、《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孚罗洛。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人生观和雨果的截然不同）作为一位有独到观点的伦理学者，对价值观的强烈渴求只有通过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