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弃这些如敝屣，可见林为人的有决断。

周扶九本是江西盐商，发迹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产，成为巨富。周为省钱，外出从不乘车。有一晚，周从外面提着灯笼回家，见前面一顶轿子前后都挂着玻璃灯，便尾随其后，吹灭手中灯笼里的蜡烛。一直走到家门口，周正为省下的半截蜡烛窃喜时，定睛一看，从轿子上下来的，却是他家的媳妇，周气急之下，差点背过去。

郑超麟早年曾与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忆说：“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

抗战时期，傅斯年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炮”，蒋介石私下请傅斯年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