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样的唱腔说话，而且每当她真的开始唱起来时，儿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么大的合唱中，总会立刻听出母亲的声音来：一种颤抖，一种震动，一种热烈的声响，与那位听者相反，这位歌唱者则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声不只是高亢，简直就是疯狂，是呐喊，是爆发，有高兴，有愤怒，有苦衷，有蔑视，也有判决。还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与之相应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是惊异的大笑，半是高兴半是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着自己那歌唱的颤音要驱走那大笑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无助了。我想像着回荡在我们家里的各种声音，父亲咒骂着，姐姐自言自语地嘟哝，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亲从一个村口直笑到另一个——林肯山村是一个狭长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总是默默无声。）于是，我发现母亲的举止不仅像眼下这个服务员一样盛气凌人，而且颇有统治欲。她始终打算经营一家巨大的旅店，让所有的雇员都成为她的仆人。我们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口却不小：在她的叙述中，我哥哥总是作为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出现的。

在她眼里，我被看做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她一开始就怀疑我能不能担此重任。有时候，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凝固在一种没有一丝怜惜的同情里。至今，我已经一再被人所描述，有神父，有老师，有姑娘，也有同学：然而，从母亲那无声无息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如此的描述，我由此不仅认识了自己，而且也看到自己命该如此。我深信，她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那些外在的状况才如此凝视我，而是从我降生的瞬间就已经开始了。她将我高高托起，捧到光亮的地方，笑着弃之一边，从而宣判了我的命运。同样，为了证实自己，她后来又捡起了这个在草丛里手舞足蹈和出于生存的欲望而尖叫的小孩，将他捧到阳光下，笑着看他，从而又宣判了他的命运。我竭力想像着。此前哥哥和姐姐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我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惟独我使她的目光在通常情况下显得那样缺少怜悯，紧接着就爆发出惊叫：“天哪，我们两个人！”她时而面对一个被推上屠宰台的牲口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叫。虽然我很早就有被人看在眼里，被感知，被描述，被认识的需求——但却不是这个样！比如有一天，不是母亲，而是那个姑娘说了声“我们两个”时，我就感到自己被认识了。在教会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里，姓就是陪伴着我们的称呼，谁也不例外。当我在普通学校里第一次被同桌的女生完全无意间直呼大名时，我感受到这就是一种使我如释重负的描述，甚至是让我松口气的爱抚。直到今天，这位同桌女生的秀发依然闪耀在我的眼前。不，自从我能够看懂母亲的目光以来，我就知道：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她事实上已经两次挽救过我。我从布莱堡的普通中学转到高级中学，根本不是出于父母的什么厚望，儿子将来会更有出息。（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深信，我要么就是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这么说，更多包含的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要说转学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岁时，有了我的第一个敌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敌。

在村子里，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向来都司空见惯。大家都是邻居，而且由于近邻关系，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难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过后好一阵子，相互形同路人，谁跟谁都不打招呼；你装着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邻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突然间，尽管没有围栏，乡邻间却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里，假如一个孩子觉得受到了某个家庭成员不公正的对待，似乎就会按照古老的习俗，自己站到客厅一个划清界限的墙角去，面对墙壁，一声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厅就组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角形空间，其中每个角落都被那些孩子占去，他们相互背靠背，闹来闹去，别别扭扭，直到终于有一个人或者全部同时（事实上常常也就是这样）说出打破僵局的话或者笑出声来。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会把别人称作朋友——要说起来，就是“好邻居”——可也没有无休无止的争吵会导致持久的敌意。

还在我遇到自己第一个敌人之前，当然就经历过被人追踪的事。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生活的走向。然而，在当时，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个来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踪。那里的孩子们去学校的路程要比我们远，比我们艰难；他们要跨越过一条深沟，因此自视比我们强壮。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共同走到一个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赶“林肯山村人”。尽管那些人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可在他们身上，我却从来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对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难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觉得他们一个个多么年轻，多么孩子气，就是成了小伙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久久地奔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恰好在这个时分，那里根本也没有车辆过往。我们的身后回荡着一群闹事者咄咄逼人的怒号，看不到脸面，两腿粗壮，两脚笨拙。他们挥舞着大猩猩一样的长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