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我。你们真不像话，看来我配不上你们。这位让人望眼欲穿的人物呢？让我过去，你们围得水泄不通。你好！好样的，了不起！大作拜读了。我什么也不懂，可是很有才气啊，这一目了然。尤拉。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年轻人，你们好。啊，果戈奇卡，你也在这里！鸭子，鸭子，叫嘎嘎，要想吃啥，请说话！”

她最后这几句笑话，是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的那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果戈奇卡说的。此人对任何刚抬头的力量总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呆头呆脑，再加又滑稽可笑，人家管他叫“小鲨鱼”，也有叫他“绦虫”的，因为他长得又瘦又高。

“你们在这里又吃又喝的！好，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唉，诸位先生们，你们闭目塞听，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惊天动地啊！你们走出去看看真正基层的群众大会，那里有生活里真正的工人，生活里真正的士兵，他们可不是从书本里跑出来的。在他们面前，你敢说一句什么战争要打到彻底胜利吗？他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刚才听了一个水兵的发言！尤拉，听得简直让人忘乎所以！真充满了激情！说得头头是道！”

施莱辛格的话不断被别人打断。他们七嘴八舌各嚷各的。她坐到日瓦戈旁边，拉起他的手，把头凑过去，为了压过别人的喊声，像对着话筒似的，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说道：

“尤拉，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一趟，让你见见他们。你懂吗？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你干吗瞪大了眼睛？我的话你觉得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出身贝斯士热夫女校，尤拉。我蹲过拘留所，在街垒上作过战。当然如此！你当怎么着？唉，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人民群众中来。我正为他们筹建图书馆。”

她喝了点酒，现在显然醉了。就是日瓦戈也喝得脑袋发沉。他没有发现施莱辛格怎么跑到屋子那头去了，而他则在屋子另一头，靠着餐桌。他正站在那里说话，看来他本意是并不想讲的，开头大家仍吵吵闹闹，不听他的。

“诸位……我想说……米沙·戈尔东！果戈奇卡！安静点……真没办法，冬尼娅，他们不好好听！诸位，听我说两句。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事变正日益逼近。在它发生的前夕，让我向你们表示自己的祝愿：一旦事变发生，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散，不要丧失自己的灵魂。果戈奇卡，你先别喊什么‘乌拉’，我还没说完呢。那两边的人别说话了，注意听我讲。

“战争进入了第三年，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或迟或早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界线总得消失，鲜血流成的河将冲到每个人的面前，把那些蜷缩在自己安乐窝里、逍遥自得的人统统淹没。这股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革命时期，你们会觉得像在战场上一样，生活都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事都结束了。世界上除了屠杀和死亡，别的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我们长寿，有朝一日能够读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的话，那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五年或十年的经历，会比其他人一百年所经历的还要丰富。

“我不知道，人民会不会自觉地奋起，团结战斗，也许这一切只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重大的事件是无需戏剧性的证明的。即使没有这点，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对巨大事件去溯本求源是无聊的。缘由并不存在。家庭的口角有自己的起因。在相互揪头发、摔碗碟以后，怎么也弄不明白，谁第一个动的手。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像宇宙一样是无所谓开端的。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仿佛是个永恒的存在，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王国。当这事发生时，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时，失去的记忆有一半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我们不会记得事件的先后，也不想去寻找巨大变故的原委。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日瓦戈还说了些话，这时完全清醒过来了。但他还听不清旁人说的话，回答得也牛头不对马嘴。他看到大家都喜欢他，却驱赶不掉心头的郁闷，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他又说：

“谢谢大家，谢谢。我看出了大家对我的感情。我受之有愧。请不必对我这样厚爱，不必如此情切，好像日后再没有机会表示更深的情意。”

大家都大笑鼓起掌来，以为他是有意在说俏皮话。可是他却不知如何躲避那迫在眉睫的不幸，虽然他渴望着善，并能够争取幸福，却感到无法掌握未来。

客人们慢慢散去了。一个个疲倦得拉长了脸，不时像马一样张开大嘴打哈欠。

临走前，他们拉开窗帘，把窗子打开。窗外已是一片淡黄的曙光，潮湿的天空，叠垒着浑浊的土灰色的云层。“看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下过一场雷阵雨，”一个客人说道。“我来时，路上就挨了淋。好不容易才跑到这儿。”施莱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

无人的小巷里还晦暗无光。树叶上滴滴答答淌着雨水，湿淋淋的麻雀不停地啾啾叫着。

轰然滚过一声响雷，仿佛耕犁在天际划了一条垄沟，然后一切又复平静。接着一连四响沉雷，就像秋天从翻松的土垄里用铁铲扔出几个大土豆的声音。

雷声把屋里的烟味和尘土都廓清了。骤然间，生命的要素，如水、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