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感觉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这种崩溃感，是日积月累、层层加码的结果，如同不断收紧的绳索，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首先，是刘芒那永无止境的“学术追问”。这小子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问题制造机”，而且专挑那些经学史上悬而未决、或者极其繁琐偏门的疑难杂症下手。

起初，蔡邕还能凭借深厚的学养从容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芒的“学问”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精进”——他几乎背下了蔡邕书斋里所有能看到的典籍，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刁钻，引证的文献越来越冷僻。

现在，蔡邕已经不敢轻易在课堂上引申发挥某些有争议的观点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稍一提及，下课后刘芒必定会抱着一大摞竹简来找他“深入探讨”。

这些探讨，绝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往往需要引经据典，梳理源流，辨析异同，一耗就是大半天。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刘芒提出的某个角度或发现的一条罕见异文，连蔡邕自己都无法当场给出圆满的解释。

于是，蔡邕的夜晚，不再属于休息或着书立说，而是变成了“备课”和“补课”的时间。

他不得不秉烛夜读，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翻找线索，苦苦思索如何应对第二天刘芒可能抛出的难题。往往到了深夜，他还在油灯下揉着酸涩的眼睛，对着竹简上的蝇头小字长吁短叹。

第二天，他还得强打精神，顶着黑眼圈给其他弟子上课，并且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将他昨夜辛苦整理的、关于某个字的古音演变或某句经文的千年争议，详细论证给所有弟子听。

而就在他讲得口干舌燥，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时，刘芒那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又会亮起来，紧接着提出一个新的、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蔡邕感觉自己就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老驴，被刘芒用“学术”的鞭子抽着，永无休止地转圈，身心俱疲。

如果说学术上的消耗还属于“文斗”，尚在蔡邕作为学者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刘芒在“礼仪”上的极致践行，则堪称“软刀子割肉”，让蔡邕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蔡府分为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书斋、讲堂、会客厅以及弟子们用餐的饭堂，是治学、会客的公共区域；后院则是蔡邕家眷的住所，相对私密。蔡邕平日大多在前院活动，与弟子们同吃同学。

而用餐时间，如今成了蔡邕的又一场噩梦。

刘芒将《礼记》中关于饮食的礼仪条款奉为金科玉律，并且执行得一丝不苟，近乎苛刻。吃饭时，他坐姿笔直，席位的方向、与食案的距离必须分毫不差。

吃肉干时，他要用特定的手法，小心翼翼地将肉干掰成符合规制的小块，动作缓慢而精准；喝汤时，绝对不能发出一丝声响，连吞咽都仿佛经过测量。

餐具的摆放、使用的顺序，更是严格按照古礼。

这还不算，他不仅自己做到极致，还充当起了“餐桌礼仪监察官”。

一旦有仆役上菜时顺序稍有差错，或者哪个师兄吃饭时不小心发出了声音，刘芒立刻会放下筷子，用一种温和但无比坚定的语气，引经据典地指出错误：

“《礼记·曲礼》有云：‘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 这位师兄，刚才歠羹似有声响，恐不合礼制。”

“侍者，依《内则》，醢酱应置于右，羮置于左，尔方才摆放似有偏差。”

他每次开口，必先称“《礼记》有云”或“依古制”，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等求学于蔡师门下，蔡师乃礼学泰斗，我等岂能不遵古制，有辱师门？”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把蔡邕听得头大如牛，食欲全无！

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弟子们的，觉得这是修身养性的基础。

可如今，他自己被学术问题掏空了精力，只想在吃饭时放松片刻，稍微喘口气，却还要被迫沉浸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礼教”氛围中，听着刘芒没完没了的“逼逼叨叨”，蔡邕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不仅是吃饭，日常的一切交流都变得低效而痛苦。

刘芒与蔡邕或同窗交谈，言必称“先生所言极是，然《孝经》有云……”、“师兄高见，然据《周礼》记载……”，任何简单的对话都能被他引申到经典上去，变得冗长而乏味。就连在府中走路，刘芒也坚持要走出符合其“士”身份的特定步速和路线，不能快，不能慢，更不能抄近道，看得蔡邕眼皮直跳。

某日，刘芒突然一脸悲戚地宣布，接到家中来信，一位远房的表叔公去世了。按照礼制，他需要为其服“缌麻”——这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服，服丧三个月。

于是，刘芒立刻进入了“守丧模式”。

他在学堂上换上了素服，饮食变得极其简单，甚至只吃白饭和酱菜，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终日沉默寡言，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蔡邕看他年纪小，怕他悲伤过度伤了身体，也好心想劝慰几句，或者暗示他心意到了即可，不必如此严格拘泥形式，毕竟只是远亲。

谁知，蔡邕刚开口说了句“芒儿，节哀顺变，心意到了即可，不必过于……”

刘芒立刻抬起头，泪眼婆娑（天知道是不是偷偷抹了生姜），用一种饱含委屈和“正义”的语气打断他，声音带着哽咽引用《仪礼·丧服传》：

“先生！圣人制礼，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缌麻之服，虽轻，亦是圣人体察人情，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