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照相机，接着，我们一动不动，等待着。我在想她还会不会继续讲下去。

“经过了这么些年，”她还是开口了，但悄声细语，“你知道吗，经过了这么些年，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孩子。看见他们爬上巴士，然后绝尘而去。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我冥冥中有一种很可怕的预感。我周围的许多人对此都置之不理，他们已经对犹太人被带走这件事习以为常了。”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置之不理？”我问。

她笑了：“这么多年，我们法国人就一直被灌输着‘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理念。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举行了一场展览会，就在意大利街上的伯利兹宫举行了一次展览，名叫‘犹太人和法国人’。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展览持续了数月。若要按巴黎的人口数量来算，那场展览真是规模空前。但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次让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展览。”

她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裙摆。

“我还记得那些警察，你知道的，我们那些英武的巴黎警察，我们那些忠诚的巴黎警察，他们将孩子们推到巴士里面，挥舞着他们的警棍，咆哮着，嘶吼着。”

她深深地低垂着头，呢喃着一些我没听清的话，好像是在说：“羞耻啊，我们竟没有上前阻止。”

“毕竟你那时一无所知。”我被她温润的双眼触动了，轻轻地说，“你又能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没有人会记得冬赛馆的孩子们，没有人会感兴趣的。”

“也许就在今年，他们会感兴趣的。”我说，“也许就在今年，一切都会不一样。”

她噘了噘枯萎的双唇：“不会的，你就等着瞧吧，什么都不会改变，也不会有人记得的。他们凭什么记得？那毕竟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岁月啊。”

女孩想知道她爸爸在哪里。她知道他和她们在同一个集中营里，就在其中某间营房，但她只见过他一两次。不知不觉间，时间倏忽而逝，她唯一牵挂的是她的弟弟。午夜梦醒时分，一想到她的弟弟还在壁橱里，她就止不住地战栗。她把钥匙掏出来，呆呆地凝视着它，心里又痛又惧。也许，她的弟弟已经在饥渴中死去了。自从那个暗无天日的星期四，也就是那两个男人来逮捕他们之后，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她一遍一遍算着，一个星期？十天？她不知道。她糊涂了，脑子里一片茫然。恐惧、饥饿和死亡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打转。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集中营里死去了，他们小小的身躯在眼泪和哭号声中被拖走了。

一个清晨，她看到一些女人聚在一起争论着什么，慌张而又焦虑。她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但妈妈说她也不知道，她只好跑去问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儿子，跟她的弟弟差不多年纪，过去几天他们母子俩一直睡在她们旁边。女人的脸涨得通红，好像发烧一般。她说现在营区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父母们将要被带到东边去劳动，他们先过去做好准备，孩子们在随后几天再过去。女孩听了，简直难以置信，又和她的妈妈复述了一遍。妈妈的眼睛猛地睁大了，她剧烈地摇着头，说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这么做的，他们不可能把孩子和父母分开。

若是换作以前，女孩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温馨而又安逸，她一定会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的，从前她是那么信任她的妈妈。但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孩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甚至比她妈妈还要成熟。女孩知道，那些女人说的应该都是事实，她知道那些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她不知道要怎么向妈妈解释了，妈妈现在更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

当那些男人来到营房里时，女孩已经全然不怕了。她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四周仿佛筑起了一堵厚厚的墙来。她握着妈妈的手，紧紧地握着，希望她妈妈也能变得勇敢而坚强。男人们勒令她们到外面去，接着排成一小队，进入另一间营房。女孩耐心地和她妈妈站在队伍中，环顾四周，想在人群中找到她的爸爸，但丝毫无获。

轮到她们进入营房了。她看见一群警察坐在一张桌子后，两个穿着寻常衣服的女人站在男人的旁边。女人是从村子里来的，用一副冷峻而漠然的脸孔盯着她们。女孩听见她们命令那些排着队的老女人交出她们的钱和首饰，老女人们战战兢兢地摸出她们的婚戒和手表给了这两个女人。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站在女孩的身旁，警察指着小女孩耳朵上戴着的一对小小的金耳环，她满脸写着恐惧，哆嗦着想要取下来，却怎么也取不下来，她的祖母只好弯着腰去帮她摘。警察恼怒地叹了一声，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他们怕是整晚都得耗在这儿了。

那其中一个村妇走向小女孩，飞快地伸出手扯下了她耳朵上的耳环，顿时，小女孩的耳垂被撕裂开来。她哭号着，双手捂住血淋淋的耳朵。她的祖母也哭了起来，警察便给了她的祖母一记耳光，拉扯着她们到了营房外面。队伍里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警察们端起了枪，人们便又安静下来。

除了妈妈的一枚婚戒，她们两人并没有什么可上交的。那个脸色绯红的村妇解开了妈妈的衣服，从锁骨到肚脐，妈妈那苍白的皮肤和褪了色的内衣被一览无余。村妇摸索着妈妈的裙子和内衣，还有身上所有可藏匿的地方。妈妈闪躲着，但什么也没有说。看着这样的情形，女孩潜藏着的恐惧又冒了出来。她恨那些警察看妈妈身体的眼神，恨那村妇摸索妈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