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有一群玩耍嬉戏的孩子。

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表明自己是记者，想收集有关四十年代，当这里还是拘留营时的资料。女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一带有任何营区存在。我指着挂在托儿中心大门上的告示：

缅怀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经过这个车站以及博恩拉罗朗德拘留营的数千名犹太人士及儿童，他们随后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

她耸耸肩，抱歉地对我微笑。她还真不知道，毕竟她很年轻，这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了。我问她是否有人来过车站观看这面告示。她表示自己在去年才来这里上班，从来没注意是否有人过来。

我绕着这座现在变作他用的白色建筑走，班贝尔开始拍照。我看到车站广告牌两面以黑色字体蚀刻出小镇名称，然后我又望着篱笆的另一边。

老旧铁道杂草丛生，但是过去的枕木和生锈的铁轨仍在原处。当年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就行驶在如今荒废的铁道上。我望着枕木，心头一阵纠结。突然间，呼吸变成了一桩难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第十五号列车载着莎拉·史塔辛斯基的父母，直接驶向了死亡。

莎拉一夜没睡好，瑞秋的尖叫声一遍一遍在耳畔回荡。瑞秋在哪里？她还好吗？会不会有人照顾她，帮她养好身子？那些人到底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哪里？爸爸妈妈呢？那些还留在博恩拉罗朗德的孩子呢？

她躺在床上，聆听着老屋里的宁静。问题这么多，却得不到答案。以往爸爸总是有问必答。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云是什么做的，孩子是怎么来到世上的，海面为什么有波浪，花朵怎么绽放，人为什么会谈恋爱……爸爸总是用最浅显的话搭配手势耐心回答，从来不会拿忙碌当借口。他爱她永无尽止的问题，还称赞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小女孩。

那段时间，父亲回答问题的方式变得不同了。莎拉问他黄色星星的故事，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剧院，为什么要宵禁，还有那些痛恨犹太人——这个名称让她浑身不舒服——的德国人。爸爸要么含糊其词，要么保持沉默，不愿告诉她答案。在德国人上门逮捕的那个黑色星期四之前，莎拉第二次——或是第三次——问父亲，大家绝不是因为犹太人“不同”而心怀惧怕，那么犹太人究竟做了什么，让大家这么讨厌。他扭开头，假装没听到。但是她知道爸爸听见了。

莎拉不愿想起父亲，她无法承受，她甚至记不得上次看到爸爸是在什么时候了，是在营里吧？但那是多久以前了？她不知道。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呢？在随着其他哭泣的女人踏上黄沙漫漫的长路前往火车站之前，母亲曾经转头看着她。莎拉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就像镌刻在脑海中的照片一样。母亲脸色苍白，满眼惊恐，勉强挤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但是她并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眼，没有足以依附或召唤的影像。莎拉只好努力回忆，回想爸爸消瘦暗沉的脸颊、暗淡的双眼以及雪白的牙齿。大家总是说她和迈克尔都长得像妈妈，继承了妈妈白皙的肤色，脸颊宽，眼睛细长。而父亲老是抱怨孩子没一个长得像他。莎拉抹开脑海中爸爸的笑脸。这太痛苦，太沉重了。

明天她得想办法到巴黎去，她得回家。她必须知道迈克尔的遭遇。也许他还活着，就像她一样。也许某个好心人想办法撬开壁橱，把他放了出来。她不知道会有谁这么做。谁会去救他？她一向不信任脸上老挂着狡猾笑容的门房罗耶夫人——不，这个女人不会去救迈克尔的。那么，那个好邻居，也就是在黑色星期四早晨大喊“你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他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做！”的小提琴老师呢？有可能，也许他有办法救迈克尔，弟弟或许安安全全地待在这位好邻居的家中聆听老师用小提琴拉奏波兰小调。在她的想象当中，迈克尔双颊粉嫩，放声大笑，拍手绕圈起舞。迈克尔应该在等着她，每天早上都会问小提琴老师：“西尔卡今天会来吗？姐姐什么时候才会来？她答应会回来带我，她说的！”

凌晨，公鸡高啼，莎拉醒来时发现枕头上一片泪痕。她迅速穿上珍妮薇帮她拿出来的衣服。这些过时的男孩衣裳干净耐穿，不知道原来的主人是谁。可能是那个煞费苦心在书本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尼古拉·杜佛吧。莎拉把钥匙和钱放进口袋里。

楼下凉爽的大厨房里空无一人。时间还早，连猫咪都还蜷在椅子下睡觉。女孩拿了些松软的面包吃，喝了牛奶。她不停摸自己的口袋，以确认钱和钥匙都还在里面。

早晨十分炎热，但是天色阴沉，她知道晚上会有一场暴风雨。以前她和迈克尔最怕的就是暴风雨。她思考应当如何前往车站。奥尔良很远吗？她一点儿概念也没有。要怎么办？怎么找路？她自言自语，都到这个节骨眼了，绝对不能放弃，一定得弄清楚怎么走，要想出个办法。还有，她必须先向朱尔斯和珍妮薇道别，才能离开。她一边在门边等待，一边丢面包屑喂食鸡群。

半小时之后，珍妮薇下楼来，昨夜的惊吓在她的脸上残留着痕迹。过了几分钟，朱尔斯也跟着出现了，亲吻着莎拉的小平头。女孩看着老夫妇缓慢却细心地准备早餐，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他们了。她要怎么说出自己今天就要离开呢？他们一定会很伤心。但是她别无选择，一定得回巴黎。

等他们吃完早餐，开始整理厨房时，她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