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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忘怀。粉嫩的脸颊和笑容遮不掉她冷硬的内心，她永远不会是个平凡的十四岁孩子，莎拉像个满心仇恨的女人。有时候，她似乎比我还老成，虽然她绝口不提家人和弟弟，但是我知道他们永远在她心中。她每个星期都会到墓园去看她的弟弟，有时候一周还不止一次。她要求单独前去，拒绝让任何人陪同。我偶尔会偷偷跟着去，只想确定她没事。她独自在小小的碑前静坐好几个小时，紧握那把从不离身的黄铜钥匙。那把钥匙，锁住了她弟弟藏身的壁橱。她回家时总是一脸冷漠，不肯和我交谈。我全心全意宠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她从未提起博恩拉罗朗德，如果我们开车经过那一带，她会脸色苍白地转开头，闭上眼睛。世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真相，集中营里的种种也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世，而成为埋藏在混沌历史中的黑暗秘密。

战后，朱尔斯经常会到巴黎的鲁特西亚旅馆，探听有哪些幸存者从集中营回到家乡，莎拉偶尔也会跟着去。我们抱着希望，全心期盼着。但直到如今，我们终于知道她的双亲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早在那个可怕的一九四二年夏天就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时候我会想，究竟有多少孩子像莎拉一样逃过劫难存活下来，失去亲人独自活在世上，承受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莎拉被迫放弃家庭、姓氏、宗教信仰。我们从来不提这些，我知道这种空虚有多深沉，这份失落更是刻骨铭心。莎拉说过，想离开这个国家，抛下过去的经历，重新展开新的人生。她现在还小，不够坚强，无法离开农庄。但是，那一天若是来到，朱尔斯和我也得放手。

没错，盼了许久，战争终于结束，但是无论对你父亲还是对我而言，一切不再相同，绝对不会相同的。和平的滋味苦涩，未来路途艰辛。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让世界完全改观。而法国呢，要从黑暗年代重新站起来，同样长路漫漫。我甚至不确定法国是不是能够恢复。这个国家不再是我小时候的祖国，而是个陌生的国度。我年岁已大，来日无多，但是莎拉、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还年轻，他们将要在这个新法国继续生活。我为他们难过，为他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忧心忡忡。

亲爱的孩子，我原来没打算写封哀伤的信，但没想到落笔仍旧如此沉重，真抱歉。花园没有整理，鸡还得喂食，我就写到这里了。我要再次感谢你们对莎拉的慷慨付出，以及你们坚定的信念。愿上帝保佑孩子们。

爱你的母亲

珍妮薇

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

铃声又响了，这回是我的手机。我早该想到要关机的。是约书亚打来的，这让我不免有些惊讶，他通常不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刚在新闻里看到你，甜心。”他拖长了音调，“像画中美女一样漂亮，虽然有点苍白，但还是很有魅力。”

“新闻？”我急忙问，“什么新闻？”

“我转到第一台的八点新闻，结果就看到我的茱莉娅站在总理的讲台下。”

“哦，”我说，“你是指冬季竞赛馆纪念会。”

“演讲还不错，你说呢？”

“相当好。”

停顿中，我听到打火机响起，他抽的是美国才卖的银色外包装万宝路淡烟。我颇为好奇，不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这个人一向直言不讳，甚至过于直接。

“怎么了，约书亚？”我小心翼翼。

“没什么，只是打个电话恭喜你表现优异，你这篇冬季竞赛馆的文章引起不小反响。就这样，班贝尔的照片也相当不错，很成功。”

“嗯，”我说，“谢谢。”

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还有什么事吗？”我谨慎提问。

“我觉得有一点儿不妥。”

“请说。”我说。

“文章不完整。你采访了幸存者、目击者，还有博恩拉罗朗德的居民，这很好，的确是不错。但还是有遗漏。警察，法国警察。”

“怎么说？”我有些恼火，“法国警察怎么样？”

“如果能找出负责拘捕的法国警察，听听他们的说法，那就太完美了。他们现在岁数应该很大了。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子孙的？他们的家人是否知情？”

的确没错，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么做。我心底的气恼消失，反而感到沮丧。

“嘿，茱莉娅，没关系，”约书亚轻笑，“你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再说，那些警察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开口。你在数据里应该读到警察的事了，是吧？”

“没有，”我说，“现在回头想想，我找到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是啊，奉命行事。”约书亚重复我的话，“我却想要知道他们这些年来如何面对这个命令。说到这里，那些负责从德朗西驾驶火车直达奥斯维辛的司机呢？他们知不知道车上载着什么人？难不成真以为自己载运的是牲口？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要将这些人运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还有，巴士驾驶员呢？难道也全不清楚？”

他又说对了。我还是没说话，出色的记者的确会去探究这些禁忌的话题——法国警察、法国交通系统。

然而我只注意到冬季竞赛馆的孩子们，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你还好吗，茱莉娅？”他的声音传过来。

“好得很。”我没说实话。

“你需要休息了，”他宣布，“你该坐飞机回家了。”

“我正打算这么做。”

当天晚上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来自欣喜若狂的娜塔莉·迪福尔的。我可以想见她兴奋的表情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眸。

“茱莉娅！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