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要在派对上表现自如，就像爱丽丝的尼克那样。但是，指望本在派对上表现自如，还是洗洗睡吧。相比他的椅子，他的身形总是显得太大了，他会做出陷在里面的那种表情，我就像带了一头驯化了的大猩猩。有时候，要是有别的男人（女人也行——他不是沙文主义者）跟他一起聊聊车，他就会好过一点，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的表现实在悲剧得很。派对结束后，我们一上车，他就会大口喘气，好像刚刚出狱似的。

真有意思，妈妈和爱丽丝这些年一直惧怕社交活动，我都要给她们逼疯了。“噢，不！”她们说得那么悲惨，我还以为有谁死了呢，闹了半天，其实是她们受邀参加某个聚会，或是去吃顿午饭，不过她们只认识个别与会的人，然后她们就开始计划各种脱身的方法。还有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就像要去拍戏似的，她俩还会同病相怜。“噢，你太可怜了！太糟糕了！你绝对不要去！”我都受不了了，然而最后，我还是嫁给了一个同样认为社交活动是一种煎熬的男人。他并不像她们那样害羞，他不会紧张，也不会纠结于别人怎么看他。其实我认为，他一点儿也不扭捏作态，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男人，他只是不那么健谈罢了，他绝对没有那种自来熟的本领。（然而妈妈和爱丽丝都属于健谈的类型，她们其实很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事实上，她们比我还擅长社交。但是，她们的害羞阻碍了她们成为外向的人，其实她们很外向。她们就像是被困在轮椅上的运动员。）

后来，我和本都不怎么参加派对了，我受不了那些场合。我也已经失去了交谈的能力，我听别人谈论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在接受训练，准备参加马拉松，他们在学日语，他们打算带孩子去野营，他们在翻修浴室，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生活。我曾经是个有趣、积极、见多识广的人，但是现在，我的生活里只有三件事：工作，看电视，做试管婴儿。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趣闻了。别人问我：“伊丽莎白，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不得不克制自己，不要跟他们讲我最近接受了哪些治疗。

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重症病患和老人这么喜欢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不孕症的问题。

这十年的变化真大。现在，我跟爱丽丝和妈妈反过来了。每当别人打电话过来，兴高采烈地问我下个星期六有没有空的时候，我倒成了恐惧社交的人。而爱丽丝则经常举办鸡尾酒派对，妈妈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三个晚上去跳萨尔萨舞。

爱丽丝不敢相信自己生了三个孩子，我不敢相信我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出来。我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碰到不孕的问题。当然，这种事情没有人会预料到，我也没什么特殊的。但是我确实预想过许多其他的病症，我爸死于心脏病，所以即使有一丁点烧心感，我都会被吓个半死。我奶奶那一辈有两个人死于癌症，所以我时刻准备着迎接癌细胞的袭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担心自己患上运动神经元病，没别的原因，仅仅因为我读了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一名运动神经元病患者写的。此人第一次注意到自己患病，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当时他开始感觉到脚痛。看完这篇文章后，每次脚上有痛感，我就会想，这下好了。我把这篇文章给爱丽丝看，结果她也开始担心这个问题。我们脱掉高跟鞋，按摩酸痛的双脚，讨论着以后坐轮椅该怎么办，而尼克则翻了个白眼，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两个是认真的吗？”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患上不孕症，也是因为爱丽丝的缘故。我们俩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相似。每年冬天都会出现烦人的干咳症状，要整整一个月才能好。我们的膝盖都不好，视力也不行，都有一点乳糖不耐受，不过牙口都非常好。她怀孕没有任何问题，我自然觉得，我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就是因为爱丽丝，我才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来担心不孕的问题。如果我操心过，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现在，我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要为本操心，要担心他在上班的路上出车祸身亡；我要确保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为爱丽丝的孩子们操心——这样他们就不会患上可怕的儿童疾病了；入睡前，我要为亲人操心，要担心他们会在夜里死去；每天早上，我要为认识的人操心，要担心他们在当天的恐怖袭击中丧生。那样就意味着恐怖分子赢了，本告诉我。他不明白，我其实是在通过操心，来与恐怖分子作斗争。这是我个人的“反恐战争”。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霍奇斯医生。有时候，你似乎听不懂我讲的笑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想逗你笑。本觉得我很搞笑，他会突然心领神会地大笑起来，反正他以前会这样，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满脑子只有不孕症的、无聊的偏执狂。

我觉得，下一次就诊时，我应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操心”这个问题，因为很显然，这种行为只是迷信而已，很愚蠢，也很幼稚——毕竟，我又不是宇宙的中心，事情也不会因为我个人的意志而转移。可是，我已经可以猜到你有哪些睿智的话要说，有哪些敏锐的问题要问，你会循循善诱地引导我开窍。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索然无味。我不会停止操心，我喜欢操心，我出生于一个爱操心的家族，它已经深入到我的血液里。

霍奇斯医生，我只是想请求你，不要让它再继续伤害我。正因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