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员工和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天娱传媒公司根本没有，王伟只好凭私人关系找湖南广电的朋友借证。（据我所知，近几年，一些会读书善考试的人，考取了各种各样的资格证、资质证，当公司注册需要相关证书时，他们就挂出去，也不用去上班，每个证根据考试的难易程度和通过率，每年有数千到数万的收益，俨然已成为一个产业，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然后广告经营要有审查员证，还要有几个美编证，都是他找朋友借的。

　　能考的就自己考，所以，除了经纪人证之外，王伟本人还考了广告从业人员证、广告审查员资格证。

　　这个证那个证能把人的头弄晕，如果按一个证配一个人计算，公司办齐三证，至少要有四五十个人，但公司初创期在上海的员工就四五个人，一个是肖文俊，任行政总监；一个是吴学文，就是和王伟一起开车去上海的那个司机，他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因为老婆孩子都在长沙，在上海入不敷出，生活工作条件太差，便仍然回娱乐频道上班了；司机换成了王戬，再加上会计许珺和王伟自己。就这么几个人。

　　我发现王伟漏了一个人，就是和他一起考上了经纪人资格证的他的未婚妻。

　　王伟告诉我，她不是公司的员工，不拿公司一分钱。

　　王伟反复强调，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夫妻一定不能在同一个公司干。其实，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和他跟王鹏的交情，只要王伟以此为条件跟王鹏提，王鹏完全会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住房补贴，什么都没有。就四千块钱死工资，在上海租个房子就要一千五。所有的员工都挤在那套房子里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甚至不敢请厨师。王伟就经常亲自下厨房，为大家做吃的。

　　公司的办公场地呢？总不至于也挤在一起吧？

　　那倒没有。公司就在对面，从表面上，完全小打小闹的格局。

　　他们4月8号去上海，5月26号拿到工商执照。到八、九月份，上面说的那三个证一个不差地全部办好了。后来“超级女声”全国巡回演出的时候，这三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在表现王伟的办事能力时，暗含了对旧天娱传媒的批评——除了注册资金是实的，它的专业人才配备可大部分都是虚的，和冯仑他们当初的公司比，称得上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皮包公司”。我唯一能替它辩解的是，即使在现在，类似的情况仍然很普遍。比如说，我现在仍然是国家注册拍卖师，如果我想把证“挂”出去，我一年可以收入N个五位数，真有这个市场。

　　精力充沛的王伟可没闲着——未婚妻怀孕了，一切都是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进行的。王伟感到极大的兴奋与甜蜜，还有，就是责任，对自己所爱、义无反顾抛弃正式工作来上海陪伴他打拼的爱人的责任。尽管公司千头万绪，王伟决定还是给对方一个婚礼，地点：回老家；时间：24小时。

　　那一天是6月6日，王伟不敢也不愿意对婚礼的常规程序进行任何删减。他先天下午从上海赶回长沙，而未婚妻回老家衡阳。第二天凌晨六点，王伟从长沙赴衡阳把她接到自己的老家邵东，他从娱乐频道借了一辆大巴车，8点钟到衡阳，12点钟赶到邵东自己老家。下午开始办酒席，那天晚上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床回长沙，然后上午8点钟飞回上海。

　　我有意省略了王伟老婆的名字，尽管王伟对她的爱与尊敬溢于言表。在中国男人为事业打拼的过程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以妻子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支持着他们，好像是一种命运。我见过她和他们那个眼睛明亮、快乐健康的孩子，她们应该得到祝福。

　　王伟对一件事心存芥蒂，他小孩的百日酒王鹏没来出席。当时王伟所有最好的朋友和公司其他的人都来了，唯独王鹏没来，他本来答应中午来的，但临时又没来。考虑到那时也是王鹏事业的低谷时期，王伟也不好意思太怪他。

　　还是让我们回到上海。

　　不管怎么样，公司的注册和构架完成了。一个注册300万的小小的传媒公司，就像南京路上如织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王伟不这么看，他不妄自菲薄，他越来越认为天娱传媒的成立是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标志。

　　王伟这样解读天娱传媒：为什么它不叫湖南天娱传媒，而要叫上海天娱传媒？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新的公司必须站在一个传媒中心的、具有制高点性质的、全国标志性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上海。叫上海天娱传媒，就是去湖南化。去湖南化就意味着面向全国市场，而不是一个区域市场。虽然上海也是一个区域，但它像北京一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王伟上述种种表现表明，他把天娱传媒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丝毫没有超越天娱传媒的私心杂念，尽管他当时的身份只是那个新成立的公司的副总，连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份都不占。他当初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东方明珠塔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传媒王国，名字就叫天娱大厦。

　　现在看来，王伟的梦想与当时他们所拥有的硬件条件相差得实在太远。王伟清楚这一点，他说事到如今还敢说出那个梦想，只是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心境，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湖南小伙子心中的蓝图，够狂够霸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