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说会被波兰拿走？”斯大林从桌上拿起一份《真理报》，翻到第三版，指着角落里的一则新闻：“看这里，‘联合帝国工业大臣陈交隆（北方党人）将于11月10日访问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考察当地机械制造业’。陈交隆是复兴重工的前任董事长，这条生产线就是他在1922年主持设计的。他对这条生产线有感情，不会轻易卖掉，尤其是卖给波兰。”

“可陈交隆不是已经当工业大臣了吗？他还会管这种具体业务？”古比雪夫不解。

“他不管，但他的侄子管，”斯大林冷笑，“复兴重工现任副总经理刘建华，是陈交隆的外甥，也是财政大臣刘本忠（北方党人）的侄子。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在大连谈判时，他为了多卖给我们两百台拖拉机，私下给了我们5%的回扣——虽然钱被我们上缴国库了，但这个人贪财的印象，我记住了。”

他转向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通知我们在联合帝国的人，让他们接触刘建华。告诉他，苏联愿意用‘特殊方式’购买这条生产线，价格可以比波兰高10%，而且全部用黄金支付——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斯大林一条条说出，每一条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

“第一，生产线必须‘完整’转让，包括所有的设计图纸、工艺文件、模具夹具、甚至废品率统计表——一张纸都不能少。”

“第二，复兴重工必须派三十名核心技术人员随生产线来苏联，工作时间不少于三年，工资我们付双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生产线必须‘秘密’转让。对外宣布是‘因技术落后报废’，实际拆解后运往苏联。如果波兰人问起，就说‘已经卖给南美的乌拉圭了’。”

米高扬倒吸一口凉气：“这……这是欺诈！如果被波兰发现，会引起外交纠纷的！”

“那就不要被发现，”斯大林冷冷地说，“让生产线在拆解过程中‘意外损坏’一部分关键设备，让技术人员在离开前‘生病’几个，让运输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延误一段时间——总之，要让波兰人相信，这条生产线确实报废了，不值得他们再追。”

“可波兰人会相信吗？”图哈切夫斯基担忧地问，“约瑟夫·毕苏斯基不是傻瓜，他当年能从奥匈帝国监狱逃出来，在巴黎组织波兰军团，在1920年打败我们——他的情报网很厉害。”

“所以我们还要做另一件事，”斯大林走到电话旁，摇动手柄，“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我要亲自和驻华沙贸易代表通话。”

电话接通了。斯大林拿起听筒，用平静但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是斯大林。听着，我要你们在华沙做三件事：第一，散播谣言，说波兰国家银行的那笔贷款实际上被毕苏斯基的亲信贪污了30%，用于在瑞士购买别墅；第二，接触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伊格纳齐·达申斯基，告诉他，如果他能阻止这笔贷款，苏联愿意提供五十万美元的政治献金；第三，也是最关键的……”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通过我们在但泽港的线人，在波兰准备用来运输生产线的货轮上做手脚。不需要炸毁，只需要让发动机‘意外故障’，推迟出港两周。两周时间，足够我们把生产线拆完运走。”

挂断电话，办公室里一片肃静。所有人都被斯大林这一连串的组合拳震惊了。这不是简单的商业竞争，这是情报战、经济战、心理战的综合运用，每一步都算计到骨子里。

“可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古比雪夫小心地问，“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和波兰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毕苏斯基可能会在边境制造摩擦，甚至联合罗马尼亚、芬兰一起施压。”

“那就让他们施压，”斯大林走回地图前，手指划过漫长的苏波边境线，“1920年我们输给波兰，不是输在军事实力，是输在内战未平、经济崩溃、人民疲惫。现在呢？我们有了联合帝国的拖拉机、英国的军舰、德国的坦克、美国的汽车、意大利的飞机——虽然都是二手的，但足够武装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他转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波兰背后是西方，我们背后是谁？是联合帝国吗？不，我们背后是我们自己。但在这场游戏中，联合帝国不希望波兰太强，因为波兰强了就会威胁德国，德国乱了就会影响联合帝国在欧洲的商业利益。所以张凌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生产线去了哪里。”

窗外，风雪更大了。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漫天飞雪中若隐若现，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斯大林最后看了一眼地图上华沙的位置，轻声说：

“告诉我们在联合帝国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那条生产线。如果钱不够，就用西伯利亚的森林开采权换；如果技术人员不愿意来，就用他们在苏联的亲属做工作；如果运输有问题，就让黑海舰队伪装成商船去接。这条生产线，必须属于苏联。”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注定要载入史册的话：

“因为这不是一条拖拉机生产线，这是一条通向未来战争胜利的生产线。波兰人想用它来造坦克打我们，那我们就用它造出更多的坦克，告诉他们——1920年的账，该还了。”

会议结束了。人们沉默地离开办公室，每个人肩上都压着千钧重担。而在遥远的东方，联合帝国帝都，工业大臣陈交隆正在签署一份文件：《关于淘汰“复兴-I型”拖拉机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