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9日。

[198]《中国丛报》，18∶280页。《中西纪事》，卷13, 5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2下—13下。

[199]徐被封为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叶，男爵，单眼花翎。

[200]《中国近代历史文选》，第229页。又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4下，《中西纪事》，卷13, 6上。

[201]英译文见FO17/155，快件66，附件1, 1849年5月18日。这是一本印制的小册子，5月11日送给《京报》的长期订户，说明为什么要给徐广缙建碑。

[20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10下。

[203]《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98—399页。

[204]FO17/155，“文翰—巴麦尊”，快件71，附件1, 1849年5月21日，快件78，附件1, 5月24日。

[205]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4, 1850年1月8日。

[206]FO228/112，“包令—文翰”，快件10, 1850年1月21日。

[207]每磅三分之一分。

[208]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79，附件1, 1850年12月28日。

[209]“徐广缙”，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

[210]“粤人严禁洋人入城”，见《清朝野史大观》，卷4。《中西纪事》，卷13, 6上—6下。

[211]《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2页。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乡中设升平公所以安良善，建议勇祠以励民气，皆本真之谋也。[1]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团练、公行、秘密社会、绅士委员会、海盗帮、“公所”以及更重要的血统集团。最后这一组织表现为“族”[2]，它使得华南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这并非因为别处不存在宗族组织，而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实行族外婚的血统集团，在广东是基本的、普遍的群众组织形式。首先，它们是省里最大的地主。[3]它们的“族地”（祭田或长田）[4]提供的收入，由族中长者掌管，用于资助生童学习、有功名者的津贴、考试费用、救济贫苦者或残废者以及病人等。[5]有时，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给族内各家；与此相应的，这些家庭在族中买入更多土地时也要分担支出。族田的收入是惊人的。在一个有5千户的广州三角洲镇上，有130个祠堂，年收入租金达90万元。[6]

这样的富裕而有影响的家族，就是广东省一个个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7]从有声望的绅士领袖的荣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争斗中乐意其宗族成为联合体一分子的族人，当然不愿离开它的保护伞。[8]土地象征着这个统一体，象征着这个集体力量和声望的源泉。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力量——也是以族田为表征的——却驱使这种血缘组织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或静止的关系。用于津贴的租谷经常是从较穷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户那里征收来的。这些农民可能、而且确实对族长们强收高额地租或高利贷怀着强烈的不满。[9]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宗族的族规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10]但是，在那些宗族与村庄合二而一的地方，这种族规就难以实行。于是，经常有各种势力相互推拉，有时分裂、有时团聚着宗族。这些力量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是，一边表现为阶级关系，另一边表现为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内。地主与佃农[11]各自与别的宗族内的伙伴们有着即使不是现存的，也是潜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联合又由于纵向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减弱。这样，由于缓和了阶级冲突，宗族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不幸的是，宗族斗争即是使血缘组织团结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时它又分裂了广东的乡村。

图二 宗族组织中的亲属阶级关系

1766年时，乾隆皇帝对当时广东发生大量的宗族斗争十分关心。

粤东随祠堂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建祠置产以供祭祀瞻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赀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习，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12]

皇帝命令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祭田”。族内各家轮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时由这一家支付有关的土地税并把剩余部分放债取息。富者日富，很快农村就分为极富的族与极穷的族。前者无疑地压迫后者。但是，两个势力、财力相当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权等问题如果发生争执，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于是就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会有奖赏，死者会有奉入祠堂的荣誉，残废者则给予终身的津贴。如果杀死敌方一人而杀人者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话，那么，族内另外一个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将自愿做为“顶凶”。他的自首满足了官府，而他的家属则可以从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13]

江西的宗族斗争则与此截然相反，绅士们从不卷入。农民自己秘密决定开仗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