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已完全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下。整整一个星期，战胜者俯视这座城市，想像着欧洲军队首次进入街道上拥挤的住宅时，广州人将做何反应。他们也在等待总督最后投降。[15]

但总督没有投降。叶名琛似乎试图用意志力驱除夷人。[16]他的同事、下属，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对于他在西摩尔将军的大炮已摧垮了城墙时仍不肯理会英国人的作法，都十分困惑。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极端自信的人的典型：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督，镇压红巾军的功绩尽人皆知，死不承认英国人有多么危险。对另外一些人，他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好像他内心的平静与狂妄可以抵补军事上的软弱。从这方面来看，他似乎是广州暴民的工具，是耆英最后的化身。[17]另外，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认为他由于清洗而变得残暴了；或者说他是道教专家，在他官吏生涯中最后一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转向了巫术。[18]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把让步、妥协、和解看作是软弱。他一次次地拒绝同事们与夷人交涉的建议，似乎外交就是纸牌游戏，必须威吓对手以使他屈服。[19]于是，在那警惕地等待的一个星期中，他仍旧不理会英国人的存在。终于，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入了广州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北的观音山，省里的官员已从那里撤走以进行最后的对抗。稍后，他们捕获了叶名琛，当时他正想乔装翻越朋友家的后墙逃跑。[20]

当英国人行将占领城市的局势已很明显时，广州当局就开始同联军进行秘密谈判。早在12月29日，巡抚柏贵就派浩官和经官去请求和解。12月31日，满族将军穆克德讷和柏贵都公开安抚民众——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法暴民会趁英国人入侵之机烧杀抢掠。[21]所以，在叶名琛被捕后，其他的中国文武大员都没有抵抗，一般说来，他们还帮助联军维持治安。

英、法主要关心的就是秩序。联军只有5000士兵，两名中国翻译，如果他们希望统治100万怀有敌意的、狂热的民众，就必须得到现政府的合作。[22]考虑过两个计划。其一，柏贵和穆克德讷可以返回各自的衙门，而联军只是把军队留在城里。其二，柏贵作为战俘到一艘英舰上，但仍可“巡抚”广州。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柏贵将“以一种适于增加而非损害当局威望的方式”在他的衙门中就职；“在那个重要关头，城市的安宁甚至城市的生存，都有赖于这个当局”[23]。当然，私下会告诉他，所有他的行政决定都要得到联军的准许。

柏贵对此建议考虑了24小时。这期间，城里的许多绅士都请求他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接受这一建议。[24]柏贵谨慎、保守，不是那种“豪侠”人物，不可能领导一场反英的民众团练运动。1月8日，他接受了联军的条件。[25]第二天，英法联军在柏贵的衙门里为他举行了铺张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的威望及行政“气氛”将是联合政府真正的工具。事实上，他是英法统治的傀儡，他被限制在衙门的最深处，有英国士兵看守，而外面都交给了联军的委员：汤玛斯·贺罗威上校、马蒂内·德·舍内上尉和巴夏礼。[26]巴夏礼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单独处理省里的日常行政事务。[27]满族将军自动解散了他的卫戍部队并交出了所有武器，从巡抚衙门发出所有文件都由巴夏礼草拟或批准。[28]

除了以上所述种种及建立了一个联合法庭外，巴夏礼还监督城市的治安。最初，由100名英国人和30名法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单独巡逻。但是对番鬼的害怕造成了恐慌，巡逻队一出现，商人、房主们都赶快躲起来，而盗贼则跟在巡逻队后面偷东西。最后，改为每一巡逻队包括一列外国水兵与一列中国警察。[29]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十七

广东团练总局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