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

五

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6]

军火

粮食与供应品

运输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

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六

红巾叛乱[7]

龙门：

1854年9月20日　刘观秀攻打县城，县令乔应庚守城阵亡。

1854年11月21日　代理知县及一个名叫李士铨的绅士收复县城。

1855年1月6日　代理知县遭惨败。

花县：

1854年10月11日　官军与乡勇围攻县城。

1854年12月25日　收复县城。

1855年1月21日　朱子仪和甘先率领的红巾军再次攻打县城。

增城：

1854年9月21日　绅士陈维岳领导的团练收复县城。

1855年1月17日　黄槐花率领的红巾军进攻县城，汤轮英的团练杀死90名红巾军。

新会：

1854年10月5日　解围，红巾军被赶走。

1854年10月11日　造反者复来，被清军再次驱散。

1854年11月4日　又一次进攻被打退。

1854年11月30日　地方团练平定了县东北部。

1855年1月21日　县城平靖，部队因忠勇受奖。

新宁：

1854年9月14日　县令杨德懿率农民与徐兆表红巾军作战，徐部惨败。

1854年9月26日　杨德懿再次打败徐。

1854年12月20日　开平红巾军首领谭亚受被俘斩。

香山：

1854年9月9日　邝鳖峰的红巾军占领小濠涌。

1854年9月15日　造反者再获胜利。

1854年10月11日　关士彪的顺德帮围攻香山的小黄圃城，被乡勇打退。

1854年10月21日　绅士领袖何信韬所部团练收复小濠涌。

1854年11月24日　武装的农民平定了全禄周围地区。

香山县似乎没有中心团练组织。不过有不少绅士在单个的村寨里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