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中的“造反派”云集日本，使日本成为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大本营。

此时，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党孙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卖马。

早在1895年，孙中山和康有为就联络过。那时孙中山正在准备广州起义，他派陈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为。陈少白正好和康有为住在了一个客栈，仅仅一房之隔，于是孙中山的特使和康有为有过一次“颇欢”的谈话，谈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国政府之事。但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他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而眼看着就要受到皇帝重用的康有为立即和革命党疏远起来，因为他害怕“革命党株连，有碍仕途”。至于现在孙中山有意与康有为合成一股力量时，康有为的回答让孙中山吃惊不小：“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8～49页。）

康有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忠实的“保皇派”的原因十分简单：他是在那个风云莫测的年代里惟一见到了皇上且得到了皇上赏识的文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康有为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乱党”，他在关于“戊戌变法”的最系统的回忆录《戊戌奏稿》中，有意删除了有关“谋杀”和“刺杀”的一切过程，不但篡改了他给皇帝写的那些奏折的内容，连皇帝赐给他的那份密诏的内容都篡改了——“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变成了“汝可迅速外出求救，不可延迟。”

为了饱受“禁锢之厄”的皇上，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甚至招募了人数不少的“保皇军”。他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设立“保皇会”的分部。他甚至还请一个名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训练“保皇军”，且“代表中国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康有为的相片和那个穿着帝国军服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相片并排挂在了“保皇会”的办公室里。但是，没过多久，荷马李突然投靠孙中山，成为了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背叛”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美国人立志要推翻大清帝国的现政权。

光绪皇帝在孤岛一样的瀛台度过他30岁生日的那一天，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大型的“华侨行礼”活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工商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皇权被彻底推翻的第二年，康有为回国，因为对他的通缉令在革命中消失了。

以后，他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康有为一生的政治活动令他拥有了大量的金钱，过着和他一直要“救”的“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上海、杭州和青岛都有他的别墅。青岛的别墅是他买下的“凶宅”，因为那幢别墅里曾经住过多任“督军”，而那些“督军”们一一都被枪毙了。康有为不怕，没有人要枪毙他，因为他不但是一个著名的文人，而且还是“孔教会”的会长。以“大儒”自称的他惟一和孔圣人相反的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而他热衷于扶占问卜。他信风水，当他给母亲寻找安葬之地时，曾为“正穴”里没有挖出代表风水的“土瓜”而痛不欲生，于是他雇的民工们制作了一个骗他，而他一下子“兴奋异常”。他维护大清帝国旧有的一切风俗，宣称要“冒万死以保旧俗”。他开列出要“不惜生命”保护的“旧俗”有五项，其中一项是纳妾。他自己确实“以身作则”，一生妻妾成群，正式娶回家有名有姓的妻妾就有六个，即：

19岁时娶元配夫人张云珠，生四男一女。

40岁时纳18岁“不但貌美且能舞文弄墨”的广东姑娘梁随觉，生两儿两女。

50岁时，流亡美国，纳“不但通晓几国文字且对中国诗文有深厚基础”的17岁的华侨姑娘何旃理，生一子一女。

56岁时，回到国内，纳18岁“善解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