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糖几乎立即都让孩子们吃了。土地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中国人要认真地“送灶”。“土地爷”从天上归来的日期是除夕晚上，这一天中国人还要认真地“接灶”。“送灶”和“接灶”，中国人的这种敬“神”仪式千年没变。

中国人的“神”没有尊卑之别，高高端坐在云端之上的天国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于坟地某个洞窟里夜出昼伏的黄鼠狼也同样可以是“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人世间权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国乡村的庙宇中或者在农民家里的神龛上，同时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萨、铁拐李和一位阴间看守的牌位。中国人的“泛神”来自于恐惧：儒家的道德学说保护不了经常面对天灾人祸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们是不存在想像和寄托的，他们的精神连同肉体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现实中生活。于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国人也说不出哪个“神”更有权威些，更能帮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信奉诸“神”。中国人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刷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剪纸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但是中国人连他们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因此，在中国的乡村，大张旗鼓并且仪式夸张地修了神庙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理会神庙了，这就是洋人在帝国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破败的神庙的原因。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忽视，这种对待人物与事物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为整日为生存苦斗的帝国农民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了，往往陷于无助状态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为自己的行为壮胆子。

在义和团团员们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帝。

在帝国经历最混乱最悲伤的那段历史时期中，无论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帝国的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