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

“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

“总得有人做。”我说。

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

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

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

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

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

“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

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

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

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

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

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

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

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

“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

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

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

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

伊莉莎·贝茨的一天

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

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