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

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

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

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

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

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

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

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

莫迪紧闭着眼睛。

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

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

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

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

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

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

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

“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道你把她扶起来了。

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

“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

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

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

“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

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

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

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