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则由邮传部比较欧美产品价格而定。所需从外国购入的重要原材料与产品，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经理之人须通过公共市场，择价格最廉者或货料最佳者购买，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须由中方督办大臣或总办核准签字。进货时须由中方所聘者验看后才能进货。如中国的原料或产品与各国原料或产品相比，质同价低，或价同质高，则应优先购买中国原料或产品，以鼓励中国工业。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是潜规则，而是显规则。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比比皆是。”

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1909年，部长陈璧就以贪污罪名被革职。陈璧引进外资贷款“借高息不借低息，得其回扣，饱其私囊”，而且还卖官，“凡欲占一席位置者，非运动不可，故陈璧在京时，大有臣门如市之慨”。据估计，其贪污总额约在585万英镑。而另一任部长唐绍仪，其“营私舞弊和重用亲戚的做法，甚至在中国也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规模……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戚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莫里循语）。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里，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宣统年间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