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宝葫芦！
我要写信给在云南考察的哥哥，
让他给我寄来几张鸟兽的画图；
我要用丝绒把它们做得逼真，
让人人知道我们有多少异兽珍禽。
通草花的标本也少不了，
祖国的花朵像锦绣一般；
可是原料大宗是台湾出产，
为此，我们更要快快解放台湾！
我紧紧地握着出汗的双手，
快乐，泉水似的涌上心头！
无论是纸张，泥土，
玉石，木头，
到了我熟练的手里，我就有
无限的创造的自由！
我眼前涌出朵朵的红云，
橱里的绒鸡也翩翩起舞，
架上的泥人对我拍手欢迎，
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一定要去学美术手艺！
我想我爹妈不会不同意——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说的好，
别让人以为考试会把我难倒！
我兴奋地怀抱着这个秘密，
回家去先准备好好地考！
（原载《收获》一九五七年四月创刊号）
雨后
嫩绿的树梢闪着金光，
广场上成了一片海洋！
水里一群赤脚的孩子，
快乐得好像神仙一样。
小哥哥使劲地踩着水，
把水花儿溅起多高。
他喊：“妹，小心，滑！”
说着自己就滑了一跤！
他拍拍水淋淋的泥裤子，
嘴里说：“糟糕——糟糕！”
而他通红欢喜的脸上，
却发射出兴奋和骄傲。
小妹妹撅着两条短粗的小辫，
紧紧地跟在这泥裤子后面，
她咬着唇儿
提着裙儿
轻轻地小心地跑，
心里却希望自己
也摔这么痛快的一跤！
（原载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
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说一下《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