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而直到1912年才刊行了第十卷即最后一卷《新生》。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卒于1944年，他的一生穿越了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整个历史时期，这几十年间法国的经济虽然得到发展，但是经过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拿破仑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仍然很有市场，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社会激烈动荡，思想混乱，人心浮动，世风日下，个人主义泛滥，享乐之风盛行。文学上出现萎靡不振、矫揉造作、缺乏生气的所谓后象征主义的特征。作为人道主义作家、思想家的罗曼·罗兰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参与政治生活，他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中皆有所表现。罗曼·罗兰认为真正的艺术该是有高尚道德，富有战斗性的，它能触动世界各国数代人的良知，有助于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关于创作意图，罗曼·罗兰在《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中写道： “我该介绍我在整体规划这部书时的背景。我是孤独的。我像法国许许多多人一样，在与我的道德观对立的社会中备受压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对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伪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蚀的思想奋起抗争??为此，我需要一个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该具有相当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权说话，具有相当大的嗓门让别人听见他的话。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这个英雄。”他宣称“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并不是写给文人们看的”，“但愿他直接接触到那些生活在文学之外的孤寂的灵魂和真诚的心”。

作品赏析

主题

小说的丰富思想伴随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小到大，其中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求一直隐藏和贯穿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涉及的范围也由个人过渡到整个社会，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深广。[6]自由生命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生追求的强大动力。它的动力又来自何方呢？罗曼·罗兰认为，动力来自于宇宙间普遍存在的那种神秘的，但又是强大的生命力。少年克利斯朵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认为上帝就在他心中，“它（指上帝）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那么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的念头？是他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他的信仰呢？他的信仰就是热爱生命，追求自由，融入大自然。当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时，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像跳舞般的长脚蜘蛛，在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他感到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快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他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大自然中，他是自由的，上帝无处不在，自由无处不在。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类所追求的自由也并非完全没有约束，他所谓的自由也是要受到大自然法则的约束。他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看来，自由也是相对的，人追求期待的自由也是受到不自由的宇宙法则的约束的。但是年轻的他有种不受约束的冲动，带着“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的热情与干劲在有限的自由环境中呼吸。[6]面对不自由的社会现实他开始反叛。他厌恶空洞的道德、责任，厌恶专制和淫威，凭着强烈的叛逆性格，桀骜不逊的克利斯朵夫在年轻的生命力的支撑下一步一步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隙。他天真、专横、过激地挥舞着堂·吉诃德式的长矛，抨击前辈宗师，抨击德国民族的矫饰和感伤性，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和大公爵冲突，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终于亡命国外。在巴黎，他同样横冲直撞地去征讨当时社会与艺术的谎言。但随着慢慢的成长，他追求自由的方法也由否定一切过渡到慢慢接受一些现实，最终，他也只能在大自然法则中做着合乎情理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克利斯朵夫不仅仅是个个人奋斗者，也是自我生命的体验者、思考者和追求者。

真理的生命在于创造。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摆脱了情欲的束缚之后，又找到了“创造”这朵生命之花，将自己融于音乐创作中，“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消灭死。”

真理拒绝虚伪。他低头摸索前进，饱受矛盾冲击，在其创作过程中，他发现了德国人的虚伪。他冷言冷语地讽刺道：“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他批判那些貌似对音乐恭敬虔诚的人。看到这些人的作品，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言。看到将音乐这门崇高而艰辛的事业，轻松地置于酒杯间的谈笑的虚伪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大笑。一个“笑”字，写出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虚伪的讥讽、蔑视，显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持真理、不同流合污的立场；一个“笑”字，是要警醒那些仍沉醉于麻木状态的人们，激发他们追求真理、摆脱虚伪音乐束缚的情绪。一笑破天惊，克利斯朵夫开始了与虚伪斗争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