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而言，“犹太人”这个分类没有任何意义。说到底，他们对“犹太人”这个词到底是怎么看的？对他而言，他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已经习惯了行政部门把他分在不同的类别里，他接受分类，从不争辩。操作工。前奥地利人。法国外籍军团士兵。没有嫌疑。伤残100%。外籍从业人员。犹太人。他妻子也一样。前奥地利人。没有嫌疑。加工毛皮的女工。犹太人。只有多拉逃脱了这种归类，没有被编入49091号档案。

谁知道呢？她原本可以一直逃脱这样的命运，直到最后。只要她待在寄宿学校黑黢黢的高墙里，和其他学生混在一起；谨守白天和晚上的节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寝室。礼拜堂。食堂。操场。教室。礼拜堂。寝室。

巧的是——不过真的是凑巧？——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距离她出生的地方仅几十米之遥，在街对面。桑泰尔路15号。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妇产科。桑泰尔路是加尔德何伊路和寄宿学校围墙的延伸。

一个安静的街区，绿树成荫。二十五年前，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在那里逛了一天，街区没什么变化。夏天的阵雨时不时就下一阵，让我不得不躲在门廊下。那个午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感觉自己是走在某个人曾经走过的路上。

从一九四二年夏开始，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的地区变得非常危险。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已经持续了两年，在罗斯柴尔德医院，在朗布拉尔迪路的同名孤儿院，在匹克普斯路76号的救济院，那个在多拉的出生证明上签字的加斯帕·梅耶就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罗斯柴尔德医院是个陷阱，德朗西集中营的病人被送到这里，之后监视桑泰尔路15号的德国人想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就什么时候把他们送回去，一家名叫法拉里克的私人侦探社的探员们协助他们的工作。躲在罗斯柴尔德孤儿院的很多孩子，还有和多拉一样大的少年，都被捕了，孤儿院在朗布拉尔迪路，加尔德何伊路再过去右边的那条路。在加尔德何伊路，正对着48号乙寄宿学校的围墙，有九个跟多拉年纪相仿的男孩和女孩被捕，有几个比她年纪还小，还有他们的家人。是的，唯一一块没有遭殃的避难所就是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花园和院落。但条件是不能从那里出去，要默默地躲在黑色围墙的阴影里，被人遗忘，和学校一起隐没在宵禁的黑暗里。

这一页页的书稿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写的。常常下雨。明天我们就进入十二月了，自从多拉逃学出走也已经过去五十五年了。天黑得很早，不过这样更好：雨天的阴沉单调都看不见了，不用去想是不是真的是白天，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