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讪讪道：“王卿，朕早就来了，只是听入了迷。”

怎么办呢，不能做一个爱撒谎的皇帝吧。

“陛下夸奖了。”

“卿当修史书啊。”

这不是嘲讽王巨，在古代能参与修史书者，本身就表明了统治者对修书者文笔的认可。

而且这句话也是发自赵顼内心的话。

《资治通鉴》确实不错，但赵顼总感到哪里有点儿不对，不是那个大段的臣光曰……

听了王巨开讲，他才豁然开朗。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安史之乱，如果看资治，那么只有一条，李隆基昏庸，李林甫与杨国忠这两个奸臣误国。

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

真正安史之乱的原因，正是唐朝天宝时人口膨胀，导致局部的均田制（唐朝虽实施了均田制，但不是全部实施了这种制度）也完全溃崩了。均田制的崩溃，导致了府兵制度的败坏。

连耕地都没有了，府兵那有心思战斗？但李隆基为了开边，只好置了藩镇，有了藩镇，这才有了安禄山谋反的土壤。

但在资治里是休想看到了。

当然，司马光善长的就是权谋术，在其他方面就差了，即便写了，也写不好。不过话换回来说，如果司马光真这么写了，那这本资治得多长哪？

所以说做为一本教材，无论文笔或者流畅，资治是凌驾于二十四史之上的。但做为统治者的真正借鉴，或者史学家研究的资料书，它反而不及二十四史了。

至少在赵顼心中，资治确实几乎记载了所有大事件，但只是记载了，或者也有一些剖析，只是这些剖析似是非是，或者说根本没有剖析清楚。

所以才有了这句话。

王巨说道：“陛下，首先臣是有选择性的开讲，比如西汉，下一讲，臣就会给殿下讲七王之乱。”

“咦？”赵顼不解了，因为这中间还有吕氏专权，文景之治呢。

“陛下，臣用史喻今，只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开讲，之所以选择七王之乱，乃是会着重地分析权利的分配。”

“权利的分配？”

“在汉朝各方面制度未完善之下，汉高祖只好用各个同姓王辅助皇室，从而引起七王之乱。但同姓王削藩了，大家以为进步了，外戚又来了。到了东汉，不仅外戚来了，连宦官也来了。”

但中国自古到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帝制，其实就是权利集中制，以及官本位所带来的危害，当官了，奥迪有了，**三奶有了，钱有了，别墅有了……

然而不能说集权制不好，如果能保障一个清廉的政府，那么集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