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的谈话方法并不是像死亡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在从西宁回来的路上都被干掉了，那现在的情况反而轻松一些。那杯茴香酒我喝了二十分钟，然后我叫了晚餐。那时已经将近九点半了：他现在不会来了。

尽管我不想去听，但我却又在听：听什么呢？一声尖叫？一声枪响？外面警察们的动静？但无论如何，我可能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格兰杰的聚会正逐渐升温。店主拥有一副自然而动听的嗓音，他开始唱起歌来，在另一瓶香槟的瓶塞探出来之后，其余客人也加入进来，但格兰杰并没有开口。他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打架：我不是格兰杰的对手。

他们在唱一首伤感的歌曲，我坐在这边毫无食欲，面对着一份查尔斯公爵面包心生愧意。这时候，我想起了凤，这是在我得知她安全之后的头一次。我记得派尔坐在地上等越盟的人来时曾说过“她像花儿一样鲜艳”，我很没礼貌地回应道，“可怜的花儿。”如今，她再也看不到新英格兰，也无法学到凯纳斯特纸牌的秘诀了。也许她再也得不到保障了：我有什么权利认为她还不如广场上的那些尸体有价值呢？痛苦不是随着数目而增加的：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容纳全世界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痛苦。我像一位记者那样用数量进行判断：我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我像派尔一样卷入其中，我变得跟派尔没有两样，在我看来，任何决定从此都不再单纯。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四十五分。也许，他终究还是被事情缠住了；也许他所信仰的“神”已经帮他采取行动，他这会儿正在公使馆里烦躁地面对着一封亟待解码的电报，不久之后，他便会来到卡提拿街，跺着沉重的步伐登上楼梯，来到我的房间里。我想：“如果他真的来了，我就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他。”

格兰杰忽然从他那张桌子旁站起身，向我走来。路上有把椅子他也没有看见，脚下被椅子绊了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在我的桌沿上。“福勒，”他说，“到外边来。”我留下足够的餐费，然后跟着他走了出来。我没有心情和他打架，但在那一刻，就算他把我打得不省人事，我也不会介意了。我们在减轻负罪感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颖的办法。

他靠在桥的栏杆上，两个警察远远地望着他。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

我走到他的出拳范围之内等待着。他没有动手。他这时很像一座象征性的雕像，代表着我所痛恨的美国事物——其设计如同自由女神像一样糟糕，且一样毫无意义。他一动不动地说道：“你认为我喝醉了。你错了。”

“怎么了，格兰杰？”

“我必须跟你谈谈，福勒。今晚我不想跟那些法国人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你，福勒，但至少你讲英语。虽然你的英语跟我的英语不同。”他靠在那里，在昏暗的光线下，他那一摊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陆。

“你要干什么呢，格兰杰？”

“我不喜欢英国人，”格兰杰说，“我搞不懂派尔为什么受得了你。也许是因为他是波士顿人。我是匹兹堡人，并以此为傲。”

“干吗不呢？”

“瞧，你又来了。”他稍微有些试图模仿我的口音，“你们这些人说话就像放屁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该死的优越感。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再见，格兰杰。我还有个约会。”

“别走，福勒。你没有爱心吗？我没法儿跟那些法国人说话。”

“你喝醉了。”

“我只喝了两杯香槟，仅此而已，要是只喝这么点儿，你会醉吗？我要去北方了。”

“那有什么不好呢？”

“噢，我没跟你说过，是吗？我还以为人人都知道了。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妻子发来的电报。”

“怎么样？”

“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很不好。”

“很遗憾。”

“不必。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能飞回家看望一下吗？”

“走不开。他们想要一篇关于河内附近什么扫荡行动的报道，而且康纳利病了。”（康纳利是他的助手。）

“很抱歉，格兰杰。真希望我能帮上忙。”

“今天是他的生日。到今天晚上十点半，他就八岁了。就是为了他的生日，我才组织了这个香槟聚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不得不找个人聊聊，福勒，而且我又没法儿告诉那些法国人。”

“现在他们对小儿麻痹症很有办法。”

“即使他残疾了，我也不介意，福勒。只要他活着。我，我残疾了可不行，但他很有头脑。那个浑蛋在唱歌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祈祷。我心里想，如果上帝想要一条命的话，他可以拿走我的。”

“这么说，你相信上帝？”

“但愿我信。”格兰杰说。他的整只手掌在脸上拂过去，看起来像是头疼，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在擦眼泪这个事实。

“如果我是你，我会醉一场。”我说。

“噢，不，我必须保持清醒。我不愿意日后回想，在我儿子死去那天晚上，我还喝得烂醉如泥。我的妻子不会喝酒，她会吗？”

“你不能告诉你的报社……？”

“康纳利并没有真的生病。他为了一个女人跑去新加坡了。我还得替他作掩饰。如果报社知道了这件事，他会被解雇的。”他振作了一下他的那摊身体，“抱歉，我耽误了你这么久，福勒。我必须找人谈谈。现在我要进去向那些人敬酒了。真可笑，我把这些说给你听，你一向很讨厌我的粗鲁无礼。”

“我可以替你写那篇报道，假装是康纳利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