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16]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别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ma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17]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选择”。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和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笑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奥斯丁在描写人物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18]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19]时，就含有嘲讽了。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傲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20]。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这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21]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家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答应”二字用得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迟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22]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再看下文中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