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打算怎么样把机会平衡法案用在文学上呢，拉尔夫？”莫特·里迪问道，“这我可是头回听说。”

“我的名字是巴夫，”尤班克恼怒地说，“你头回听说，是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的好的，我不是在争什么，对不对？我只是问个问题。”莫特·里迪笑着，在许多时候，他都是紧张地笑着。他是个作曲家，经常为电影配些老掉牙的曲子，也给少量听众写些现代派的交响乐。

“方法很简单，”巴夫·尤班克说道，“应该有法规把任何一本书的销量限制在一万本以内，这样，文学市场就会开放给那些新的人才、新的观点，以及非商业化的写作。如果禁止人们去买上百万本同样的垃圾，就会逼他们去买更好的书了。”

“这想法很独到，”莫特·里迪说，“不过，作家在银行账户里的钱会不会就有点紧张了？”

“这样才好，应该只允许那些不以赚钱为动力的人写作。”

“可是，尤班克先生，”那个穿白裙子的小姑娘问道，“如果有不止一万人都想买某一本书呢？”

“一万读者对任何书都足够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想要，又怎么办呢？”

“这毫不相干。”

“可是，如果一本书里有很好看的故事——”

“情节是文学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巴夫·尤班克轻蔑地说道。

正打算穿过房间去吧台的普利切特博士停下了脚步，说：“的确如此，就像逻辑是哲学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一样。”

“就像旋律是音乐里一种原始粗俗的东西一样。”莫特·里迪接着说道。

“吵什么呢？”莉莉安·里尔登带着一身的珠光在他们旁边停下问道。

“莉莉安，我的天使，”巴夫·尤班克懒洋洋地打着招呼，“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新写的小说是为你写的？”

“啊，谢谢你了，亲爱的。”

“你的新小说叫什么名字？”那位阔太太问。

“那颗心是送牛奶的人。”

“讲的是什么？”

“挫折。”

“可是，尤班克先生，”穿白裙子的小姑娘脸蛋通红地问，“如果一切都是挫折，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去活着呢？”

“兄弟之情。”尤班克冷酷地回答。

伯川·斯库德无精打采地倚在吧台前，他那张又长又瘦的脸看上去似乎是向里萎缩了一样，只剩下嘴巴和眼珠，像三个软软的圆球凸出在外面。他是一家名叫《未来》的杂志的编辑，曾写过一篇题为《章鱼》的关于汉克·里尔登的文章。

伯川·斯库德拿起空酒杯，无声地向酒吧服务生摇了摇，示意添酒。他灌下去一口新加的酒，注意到站在身边的菲利普·里尔登面前的杯子是空的，便朝服务生命令般地弯了下大拇指。他没去注意站在菲利普另一侧的贝蒂·波普面前的空杯子。

“你看，芭德，”伯川·斯库德的眼珠朝着菲利普的方向，说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机会平衡法案代表了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它呢，斯库德先生？”菲利普低声下气地问。

“哼，那是会有点疼的，是不是？那只社会的长胳膊会清理一下这儿的零食开销。”他的手朝着酒吧的方向一挥。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反对？”

“你不反对？”伯川·斯库德丝毫不感兴趣地反问道。

“我不反对！”菲利普激动地说，“我向来把公众的利益放在任何个人利益之上，我把我的时间和钱都贡献给了全球发展盟友组织，帮助他们对机会平衡法案的支持运动，我认为一个人享尽了好处，却一点也不留给其他人是绝对不公平的。”

伯川·斯库德沉吟着打量了他一会儿，并没有显出什么兴趣，“是么，那你还真是挺不错的。”他说道。

“的确有人在道德方面是很认真的，斯库德先生。”菲利普在说话时，稍微加重了一些骄傲的语气。

“菲利普，他是在说什么呀？”贝蒂·波普问，“我们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拥有超过一个的企业，对不对？”

“噢，你消停点儿好不好！”伯川·斯库德不耐烦地说。

“我搞不懂为什么对这个机会平衡法案有那么多的大惊小怪，”贝蒂·波普毫不让步，带着一种经济学专家的口吻说，“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商人会反对它，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啊。如果大家都穷，他们就不会有他们产品的市场，可是如果他们不再自私，把他们囤积的财富和大家分享——他们就有机会努力地工作，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去考虑那些企业家，”斯库德说，“当大部分人很贫困，但还有现成的东西时，让人们受制于一张叫做财产契约的废纸简直是愚蠢。财产权只是一种迷信，一个人之所以还能拥有财产，只是因为别人没去收缴它而已，人们随时可以去把它收缴回来。如果他们能的话，又为什么不应该呢？”

“他们应该，”克劳德·斯拉根霍普插进来说，“他们需要它，只考虑需要就足够了，如果人们需要，就必须先把它夺过来再说。”

克劳德·斯拉根霍普不知不觉地从斯库德旁边凑上来，挤到他和菲利普中间。斯拉根霍普个头不高，也并不胖，但却很敦实，鼻梁还带着伤。他是全球发展盟友组织的主席。

“饥饿不等人，”克劳德·斯拉根霍普说，“理想只是热空气，肚子空空才是实实在在的。我在所有的讲话中都强调过，说太多的话没有必要，现在的社会缺少的是商业机会，所以我们有权利把现有的这些机会夺过来，权利才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