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高分低能，其实，想一想，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能力是否就低呢？分数低的同学能力就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能力和分数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搞素质教育不能惧怕应试，但也不能为了应试而扼杀了学生在情感、思维方面的天性。要保证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还应该加强语文训练。语文能力的提高，是以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积累和反复多次的语言实践为基础的。

　　仔细想一想现在中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就会感到着急：一名高中生，已学了近十年语文，却写不对一张请假条，表达不清一个意思，写不好一篇文章，读不通一段文言，提不出一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问题。汉语水平低下已不是个别现象，语言错误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甚至出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不仅出现在书报杂志、广告标牌和电视屏幕中，甚至频频出现在学位论文、学术著作和字典辞书中。‘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论文’已是司空见惯。所以科学、严谨的训练是必须的。但是语文训练不等于做题，单纯的做题就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宋晓丹着急地问了一句。

　　马丽娇隔着门缝看去，丈夫李振东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满面红光，满脸笑容。宋晓丹坐在离他不远的沙发上，也是满面笑容。她正向丈夫发问呢。看到这场面，马丽娇的心里确实不好受。当初，真是不应当让宋晓丹回到一高中呀。尽管她知道丈夫不会和宋晓丹再有什么，可这种亲密的谈话，作为妻子，她也是难以承受。

　　“振东，你说语文训练的核心是什么？”宋晓丹又在发问。

　　“我理解，核心是习惯。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张志公先生把它表述为‘字要端端正正地写，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做。’但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训练起来总觉得如隔靴搔痒。听，成了听老师讲；说，成了老师一个人说；读，基本上是读望天书、读哑巴书；写，基本上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

　　加强听说训练，要注意把课堂上师生的单打变为‘双打’，变为‘混合打’，多搞点小组合作学习。读写训练要注意培养学生阅读中的‘写作意识’和写作中的‘读者意识’。在读的时候要想到别人的思路，而不是单纯的字词句的积累；在写作的时候要想到读者，自己做一个读者，考虑阅卷者的感受。”

　　谈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怎么还不说完呢？站在门外的马丽娇心中焦急。她想进去，借口和丈夫说点什么，把他们冲散。但她知道，一旦这样做了，丈夫会不高兴的，甚至会使问题走向反面。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时候进去，确实不好。不进，他们又没完没了，她还不想走开。只得在门口继续听他们的谈话。

　　“语文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语文教师要像农夫一样浪漫潇洒。”李振东又侃侃而谈了。

　　“长期以来，唯考试是从心理严重地束缚着广大语文教师。教参怎么写，就怎么讲；前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同事怎么教，就怎么教。机械的教学模式和死板的应试技巧让教师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品格。而事实上，教材并不是至高无尚的权威，教参也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考，同事的见解也仅是一家之言。重要的是应该有自己的思考，重要的是应该引导学生大胆思考。有时，存异比求同更重要。语文教育，不能让我们和我们学生的脑袋成为别人的跑马场。否则，不仅会贻误学生，使他们的思维日趋懒惰，从此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也会害了我们自己。高中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出现的‘早衰’现象，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更担心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教学理念的日趋保守，教学方式的日益僵化，将使我们未老先衰。”

　　“有这么严重吗？”宋晓丹紧张地问了一句。

　　“我可不是危言耸听。问题是严重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教材有不当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删换一些篇目，增加一些课外美文；教参说法太死板，是不是能够给学生讲点自己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上讲台的第一天就对弟子们说：‘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说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今天我只讲从来没人讲过的。’这是何等的风度，何等的潇洒。中学语文自然不能像大学那样来教，我们当然也绝不能与陈寅恪这样的大师相比。但说点自己的或是多样的意见，我想还是可以的。”

　　“振东，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这么有研究，你觉得语文教师好当吗？”宋晓丹问了一句。

　　“怎么说呢？说好当也好当，说不好当也不好当。说好当，语文教师谁都能当，只要认字就行了。可真正当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那就是太难了。我给你打个比方，上大学读中文时，我最羡慕的是作家，也曾经努力当一名作家。现在看，当作家太容易了，写一本书，自费一出，加入了省、市作协，就算是作家了。而做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呢，那可就是太难了呀。”

　　“怎么难呢？”宋晓丹又问。

　　“这么说吧，我很伤感作为语文教师已很少写点文章，写点诗歌，写一点能表达真性情、能与学生进行灵魂碰撞的东西了。谈古人的诗文，我们给学生条分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