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28日，晴。

　　虽然早立了秋，天气依然炎热。

　　启东县公安局大院里的树木被似火的骄阳晒得无精打采，知了在枝头上聒叫个不停，让本就烦闷的沿江派出所指导员李卫国又多了几分焦躁。

　　新兵下连，老兵过年。

　　来局里接新同志本是一件高兴的事，结果兴冲冲赶来一看，发现要接的竟是一个孩子。

　　所里缺人，但缺的是能做事的人。

　　李卫国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荒唐的事，哭笑不得地说：“王主任，不是我不服从命令听指挥，主要是这个韩渝太小，看着更小。”

　　政工室王主任递上一支烟，坐下道：“十六岁，不小了，我侄子十五岁就顶替我嫂子去农机厂上班。”

　　“我们是派出所，不是农机厂。我们干得是管人的工作，要的是威慑力。他看着跟初中生差不多，走出去哪有威慑力？”

　　李卫国点上烟，又吞云吐雾地说：“他身高最多一米五五，体重估计不到一百斤，最小号的警服穿他身上都会松松垮垮，让他做干警不是在开玩笑么。”

　　外面那个孩子哪儿都好，就是看上去太小，做民警是不太合适。

　　王主任一样头疼，但再头疼也要把工作安排下去，不缓不慢地说：“老李，韩渝家是船民，祖上世代跑船，渡江战役时还征用过他家的船，招他爷爷为支前船工。

　　后来县里成立船运合作社，他父亲做过合作社二大队的支部书记。再后来撤销合作社成立航运公司，他父亲做过航运公司机帆船队的队长。”

　　原来那孩子家是船民……

　　启东乃至整个南通地区历来有歧视船民的传统，尤以歧视生活在船上的人为甚。

　　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吃饱了没事做，拿自己的小孩寻开心，说你是从船上抱来的，不听话就把你送回去。

　　政策上对船民也不是很好，虽然在成立航运公司时把船民都转为城镇户口。

　　但很多船民到现在依然住在船上，靠水运或打渔为生，过着城不城、乡不乡、工不工、农不农的生活。

　　李卫国做了两个月沿江派出所指导员，天天跟船民打交道，很清楚船民多么不容易，船民家庭能出一个中专生更不容易，有些不忍再不要那孩子。

　　可干警干警，就是干活的，不能干活的人接回去有什么用。

　　他沉默了片刻，抬头道：“王主任，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工作安排，不是参军政审。”

　　“我是介绍他的情况，他很争气的，学习很用功，八五年参加中考，中考成绩全县第六名。我儿子学习成绩要是有这么好，我睡着了都会笑醒。”

　　“学习好归学习好，关键他太小，把他带回去能做什么。”

　　“能做的事多了，他是在船上长大的，对江上的事比你这个沿江派出所指导员熟悉。再说他是南通航运学校毕业的，学的是水运管理专业。”

　　“什么水运管理，江上河上的水运不归我们管，我们也管不了。”

　　“总比旱鸭子好吧。”

　　王主任摘下眼镜，揉起发酸的鼻梁。

　　李卫国一连吸了两口烟，不解地问：“南通航运学校是交通厅的，他属于交通系统，应该分配到交通局，怎么分我们这儿来了。”

　　王主任一样觉得奇怪，戴上眼镜：“在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上，我们只有接收的义务，没有反对的权利。”

　　“你就没去问问人事局？”

　　“去问人事局，开什么玩笑。我只是个政工室主任，又不是县委办主任。”

　　“王主任，这事不好办，徐三野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就算把人带回去，他也会把人给你送回来。”

　　“他敢！”

　　王主任冷哼一声，随即话锋一转：“老李，你是老同志，思想觉悟高，局里安排你去跟徐三野搭班子，就是担心他再犯错误。今天杨局让我通知你来接人，而不是通知他来，就是希望你回去之后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如果徐三野的思想工作有那么好做，他就不叫徐三野了，更不会被发配去刚成立的沿江派出所当所长。

　　李卫国不认为自己能做通所长的工作，愁眉苦脸：“王主任，我们沿江派出所是新成立的所，辖区船民渔民虽然不算多，但全漂在水上，管理难度大，光办理船民户口簿和船民证都忙不过来，你就算给不了我们人，也不能给我们个孩子。”

　　这几天除了工资没涨什么都在暴涨，群众恐慌。

　　好多人跑银行信用社去取钱，再去百货大楼、商业公司和各大小商店抢购。

　　个个担心钱会更不值钱，见什么买什么，把货架上和柜台里的商品抢购一空，也不管买回去有没有用。

　　局领导按照上级要求划区划片，都在外面坐镇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兴风作浪。

　　王主任作为局党委委员也有要负责的片区，等会儿就要去农业银行坐镇防止挤兑，不想再听老同志叫苦叫难。

　　“老李，我没时间跟你磨嘴皮子。韩渝你肯定要带走，他是七月二号来报到的，今天都八月二十八了，不能再不安排工作。徐三野的思想工作你一样要做，并且要做通！”

　　“又是政治任务？”

　　“可以这么理解。”

　　“他是中专生，有文化，为什么不把他留在局里。”

　　要是把人留在局里，让人家看到有个小屁孩在机关里跑来跑去像什么样？

　　不过这些话王主任是不会说出来的，起身拍拍他胳膊：“老李，其实局党委把韩渝安排到你们所还有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