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说来，正如他在写给音乐导师的那封信中所显示的一样，他早已感到：究极意义的追求与否并不一定可以决定珠戏选手品格的高下；它的浅显层面也是珠戏所不可缺少的要件；珠戏的本身系由技术、科学，以及社会制度所组成。简而言之，他对玻璃珠戏有着怀疑之情和好恶相克的感觉；玻璃珠戏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难题，而他又不甘听候命运的摆布，让那些好心的精神向导安抚他的挣扎，或让那些笑面迎人的老师将他的苦心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笔勾销。不用说，他自然可以从数万种有案可查的珠戏和数百万种可能做到的游戏之中任择一种作为他的研究基础。他明白此点，故而亦曾把握这个机会从他和他的同学在初级班课程中创作的那个游戏草案着手进行。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一切珠戏的意义并体验到要他担任选手的感召的，就是这则珠戏。在那几年之间，他一直将那则珠戏的大要记在心中，并用一般的速记术将它记录了下来。一道天文学上的公式，一支古老奏鸣曲的形式原则，孔老夫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如此等等，都用珠戏语言中的符号、暗号、调号，以及缩写符号记了下来。一个不知玻璃珠戏为何物的读者，也许以为这样一种珠戏模式与西洋棋戏的模式颇为相似——除了棋子的意义和彼此之间的潜在关系有所不同，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有多重，故而每一种实际的内容都应归于每一个棋子，每一个星座，每一个棋步，而在这些当中，这个棋步，这个方法，如此等等，都是符号。

华尔兹尔的研究工作超过了他所预定的目标：如实地认识这个珠戏草案中所含的内容、原理、书籍，以及系统，并在回溯各种文化、科学、语言、艺术，以及世纪的当中逐一销案。此外，他还给他自己安排一件连他的老师都不甚了然的工作：运用这些项目详实查验珠戏艺术中所用的表达系统和可能性质。

我们且试着预测他所得到的结果：这儿，那儿，他不时发现到一些缝隙，一些有欠圆满之处，但大体而言，我们的玻璃珠戏还经得起他那严格的复检和重估。否则的话，他也就不会在他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返回它的身边。

如果我们要写一份文化史的研究的话，克尼克学生时代所曾待过的许多地方和场所，自然值得一述。他尽其可能地选择可以让他独自工作或与少数朋友共同研究的地方，其中某些场合，是他毕生感念不忘的处所。他不时到蒙特坡稍作盘桓，有时是拜访音乐导师，有时是参加那里的音乐研习会。我们发现他曾两度到教会组织总部所在地希尔兰，参加在该地举行的“共修会”——为期12天的斋戒和默想。后来他常向他的好友津津乐道的一个地方，是他学习《易经》的一个优美茅庵，名叫“竹林精舍”。他不但曾在那里学习并体验到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微妙的预感或神意的指引之下，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环境和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那个中国茅庵的开山祖师兼住持，通称“道长”。我们认为，在此稍微详述一下他在自由研究年代所经历的这段极为突出的插曲，也许并无不当之处。

克尼克开始学习中国的语文和古典经书，是在著名的远东学院——一所专研古典语言的学园，此园若干代以来一直与圣·欧班教堂具有血缘的关系。他在该院期间，不但在阅读和书写方面皆曾有过神速的进步，而且还与几位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建立了友谊关系，并且因而学会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他在该院留学的次年，对于《易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中国人供给他各式各样的研究资料，就是没人教他入门的课程，因为那里没有胜任的老师。为了将《易经》做一番透彻的研究，于是他再三请求他们推介一位讲师，而他们则对他说了那位“道长”及其隐庐的情形。

显而易见，克尼克对于《易经》的兴趣使他进入了院中教师宁愿敬而远之的一种境地，故而他在作此追寻时也变得愈来愈为谨慎。到他对这位传奇性的人物“道长”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他终于发现，这位隐者不但颇受敬重，而且相当有名，但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位古怪的隐士。克尼克由此感到，他必须力求自助；他尽快写完了他在某次研究会开始写作的一篇报告之后，便离开远东学院了。他一路缓步而行，来到这个神秘人物——也许是一位圣哲，也许是一位大师，也许是一位愚人——久已建立其竹林精舍的地区。

关于这位隐士，他已搜集了一些情报：25年前，此人曾是中文系最有希望的学生。他好像就是为了研究这些东西而来到人间，在书写毛笔字和译解古经方面，比最佳的中国老师和西方教授都略胜一筹。但他似乎有些走火入魔，即在一般外物方面，也使他自己化身为一个中国人，以致弄得声名狼藉。就这样，他顽固地拒绝像其他学生一样以师长的头衔——从研习会的讲师到各科导师——称呼他们，而以“我的道长”取而代之，弄到后来，这个称谓倒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绰号。他对《易经》的占卜特别注意，因而学到一手熟练的技术，能够运用传统的蓍草来卜卦。他最爱读的书籍，除了有关《易经》的注释之外，就是庄子的哲学著作。显而易见的是，远东学院中文系所具的那种理性主义，略反神秘的儒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