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我们玻璃珠戏的秘密先驱和祖师了哩。”小心翼翼地，约可伯斯再度一本正经地反斥道：“不论如何，将班吉尔附入你们的系谱里面，在我看来，是一件颇为狂妄的事情。关于此点，你的说辞如何？”

“我说过这只是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却也可以言之成理。班吉尔，在他仍然相当年轻的时候，在他埋首于伟大的《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曾对他的朋友谈起他所拟定的一个计划。他说他希望以一个中心观念为主，以匀称和对观的办法，将他那个时代所有一切的知识做一番整理和总结。那正是玻璃珠戏要做的事情。”

“总括说来，”约可伯斯神父申斥道，“整个18世纪都是玩弄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观念。”

“确是如此，”约瑟同意道，“但班吉尔的意思并不只是并列各科的知识和研究而已。同时还寻出其间的相互关系，求出一种有机的分母。而那正是玻璃珠戏的根本观念之一。实在说来，我愿进一步提出我的论点：假设班吉尔有过跟我们珠戏提出的一样的体系的话，他或许就不致做出那些引人误解的事情，而陷入计算先知数字和宣布反对基督与千年王国的错误了。班吉尔没有找到他所渴求的东西：使他的各种才能导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输导之道。相反的是，他有与他那种哲学兴好相关的数学天赋，却以此制造了玄学与狂想兼而有之之人的那种怪异的混合——所谓的‘时代的秩序’，使他平白浪费了多年的时光。”

“好在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约可伯斯神父评述道，“你太容易让你的想象跟着你奔驰放逸了。不过我懂得你的意思。我本人只有在搞我自己这一科时才会卖弄学问。”

这是一次获益匪浅的对谈，不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友谊关系。他们两人，各各在其本身的限域之内运思——在本笃会的或卡斯达里的宗派观念拘束之下设想——居然发现了这位在武敦堡一所修道院中执教的可怜教师，居然发现了这个既温文又硬臭，既幻想又实际的人物，在本笃会的这位学者看来，似乎并不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约可伯斯神父由此得了一个结论：其间必有某种东西将他们两个连在一起，因为这个望之不见其形的磁石，对他们两者的影响真是太大了。自从那天晚上以蒲色尔的奏鸣曲展开以后，这个无形的桥梁就已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约可伯斯很高兴他与这个已有良好训练但仍然如此柔顺的青年交换了意见；这是他难得遇见的一种乐趣。而克尼克亦已在他与这位历史学家交谊和领受对方教导当中，感到他又在他的觉悟之道——如今被他称为他的生活之道的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简单地说：他从约可伯斯神父那里学到了历史。他习知了历史研究与历史编纂之间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之间，他又学到了将现在和他自己的生活视为史实的要诀。

他们的谈话往往形成一般的辩论，既有正式的抨击，亦有正规的反驳。在他两人之中，约可伯斯神父首先发难，显出较大的攻击性。他对这个青年的心智认识愈深，就愈为这个有为的青年感到惋惜：不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的熏陶，却受到了一种知识的与美学的思想体系的熏染。每当他发现到克尼克的思维方式有了可以非议的地方，他就将它归罪于“现代”卡斯达里精神及其玄妙难解之处，乃至它的喜欢搬弄那种游戏式的抽象概念。而当克尼克出其不意地以与他自己的想法相近的健全观念和言辞向他袭击时，他就因为他这位朋友的健全天性能够如此坚强地抗御了卡斯达里教育的损害而高兴万分。约瑟非常平静地接受他对卡斯达里所作的批评，只有在这位老学者对他显得似乎有些过分感情用事时，他才加以反击。但在这位好好神父对于卡斯达里所作卑视评述中，却也有着使得约瑟不得不予承认的部分真理存在其间，而在某一点上也在他驻留玛丽费尔斯期间使他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与卡斯达里思想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有关，关于这一点，约可伯斯神父表示，不论如何解释，都是卡斯达里完全阙如的东西。“你们数学家和玻璃珠戏能手，”他会这么说，“已经依照你们自己的口味蒸馏了一种世界历史，其中，除了观念和艺术的历史之外，别的一无所有。你们的历史既然没有血肉，更缺现实之性。对于第二或第三世纪拉丁句法的式微，你们无所不知，但对亚历山大、凯撒，或耶稣基督，却毫不知情。你们对待世界历史犹如数学家对待数学一般，其中，除了定律和公式之外，一无所有——没有现实，没有善恶，没有时间，没有昨日，没有明天，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永远的肤浅的数学上的现在。”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尝试加以整理，给它秩序，行得通吗？”

“研究历史当然要加以整理了，”约可伯斯大声吼道，“别的不说，每一种科学，莫不皆是一种整理和简化的方法，以使心智无法消化的东西能够消化。我们以为认识几条历史法则，便可拿来做史实的研究工作。假设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他不会碰到完全使他感到意外的发现，而是，他在表皮的下面发现到一块一块的组织、肌肉、筋腱，以及骨骼，大体上与他用以工作的图式一致。但是，假如这位解剖学者只见他的图式，而无视其解剖对象特有的个别真相的话，那他便是一个卡斯达里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