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存在的教会组织，在我看来，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历史要素。一个冒险家千方百计地征服或建立一个垂二十年、五十年，乃至达到百年之久的王国；或者，一个登上国王或皇帝宝座的善意理想主义者，一度以更大的诚实推行全国的政治或尝试推行某种长远的文化计划而抵于成；或者，一个国家或其他团体，能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或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所有这些事实，对我而言，都远不如为了建立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的组织而不息在做的那些努力来得有趣，而在这些努力当中，有的已经持续了一千或两千年之久。至于神圣教堂的本身，我不拟置喙；因为，对于信徒而言，那是超越讨论范围的事情。但可一述的是，像本笃会、道明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类社团，都已生存了若干世纪之久，尽管兴兴衰衰，屡遭攻击，时时适应改进，但总算保住了它们固有的面貌和声音，以及它们的姿态和个别的灵魂——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为突出、最可赞叹的历史现象。”

克尼克对约可伯斯神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对他所作的一连串不平之鸣都很欣赏。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对约可伯斯神父究系何许人这个问题，仍然毫无所知。他只将他视为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而不知这个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的工作，更不知这个人正以其教会组织带头政治家的身份在左右历史的造型。身为政治历史专家兼当代政治学老手的约可伯斯神父，不时有人从许多方面来向他寻求消息，乞求忠言，乃至请求调停。一连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他的第一次休假时间来临，克尼克仍然把约可伯斯神父看作一个纯粹的学者，对于其人的生平、活动、声誉，以及影响，只知这位僧侣小心透露的部分。这位饱学的神父深谙藏身之道，即在友谊方面亦然；而他的院中兄弟亦皆如此，莫不皆比约瑟所想的更加善于隐藏得多。

事隔大约两年之后，克尼克已像任何贵宾和外人所能做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这座修道院中的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风琴师，以使该院小型圣歌合唱队原有的一线悠久而又伟大的传统得以延续下去。他在该院音乐档案中得到了几件发现，抄了几件副本寄给华尔兹尔，尤其是蒙特坡。他训练了一小班玻璃珠戏新手，其中最用功的一个学生是年轻的安东。他没有教嘉华修斯院长学习中文，但总算将操持蓍草的特殊技巧和默思卦辞的改良方法传给他了。这位院长既已习惯了他的性格，也就不再勉强他这位嘉宾来上一杯老酒了。这位院长每年寄两份报告给玻璃珠戏导师，是应公务上的需要，考核约瑟·克尼克的工作情形，其中尽是赞美之词。卡斯达里方面，审查克尼克的珠戏课程计划和成绩，甚至比看这些报告还要仔细；此种教学程度虽是差强人意，但当局者对于这位教师为了配合该院的程度、习惯，以及精神而采取的适应办法，大体上尚称满意。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与那位著名的约可伯斯神父有了频繁而又友好的交往——虽然，对于此点，他们只是心照不宣，暗自欢喜而已。

这种友好的交往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果实，因此，我们也许不妨在此略叙数言，纵使是稍稍泄露故事的情节，也还值得；或许，无论如何，我们只是说说克尼克最为珍惜的那个成果也行。这个果实成熟得非常之慢，就如被种在肥沃低地的高山树种一样，一直作着小心而又谨慎的生长；这些移居肥沃土壤和温和气候之中的种子，带着祖先的遗传性质一直作着自制而又疑惑的成长；这种缓慢的生长速度为它们的遗传性质所特有。这个惯于小心避免受到种种可能影响的世故老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让他这个年轻的朋友、正好与他相反的同道将卡斯达里的精神要素向他传来，因而在这里勉为其难地逐步生根。但无论如何，它总算萌芽了；克尼克在该院多年所经验到的各种事物中，对他而言，最为美好，最为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位世故老者的信赖和开放，起先似乎难以发端，但终于在迟疑不决的情形下勉为其难地慢慢增长了起来，这位老者不但对他这位年轻的羡慕者慢慢地有了同情心，甚至还对其人心中的卡斯达里精神慢慢有了共鸣之情。这个看来似乎不比门生、听众，以及学徒好到哪里的年轻人，终于一步一步地将当初只是讽刺，且往往谩骂“卡斯达里”和玻璃珠戏的约可伯斯神父带进先是容忍，终而至于恭敬接纳这另一种心地法门，这另一种教会组织，这另一种尝试——尝试创造另一种精神贵族的境地。自此以后，约可伯斯神父不再苛求这个教会组织的年轻稚嫩——尽管比之成立才不过两个世纪的卡斯达里，本笃会要长1500岁的年纪。他不但不再将玻璃珠戏视为一种纯粹的美学时尚，而且也不再排除这两个年纪如此悬殊的教会组织之间或有亲善和结盟的可能。

克尼克将他赢得约可伯斯神父的部分信赖视为他个人的一种赏心乐事。他仍然不知道卡斯达里当局将这件事视为他被派往玛丽费尔斯工作成绩中最高的功勋。他不时徒然自问：他派到这个修道院来的真正目的究系是什么？虽然，当初那似乎是被他的竞争者们嫉羡的一种破例擢升，然而，那不也是一种可耻的遣退而被打入冷宫之中？如果说是学习，任何地方都可学到东西，这里又有何不可？另一方面，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