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的公鸡一样，现出垂头丧气的神情，于是发出一阵激励的笑声，说道：“如果你高兴，不妨也将我这种举措视为一堂课程。我们是两个外交家，而外交家的交道总是一种战斗——不论形式上多么友好，都是如此，就我们这场战斗而言，我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我已失去了制人机先的权利。你所知道的东西胜过于我。现在，均势已经恢复了。这盘棋走得非常成功，故而也是决定胜负的时候了。”

克尼克觉得，争取约可伯斯神父同意卡斯达里当局的结交计划，固然重要；但在他看来，比这更为重要的，似乎是尽其可能地尽量多向这位神父学习，并为他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将这位博学多闻且有势力的老人作为卡斯达里的一位可靠向导，加以服事。克尼克的许多友人以及其后的许多门人，之所以像羡慕杰出人物一样羡慕他，不仅是因为这些人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同时也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似乎极好的运气，生来就受到命运的似乎极好的提升。比较渺小的人物可在比较伟大的人物身上见到许多东西，而约瑟·克尼克给了每一个观察者的印象，则是不同寻常的出色，快速无比的腾达，并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自然禁不住要说他生逢其时，说他非常幸运。不过，我们既不想以理性论的方式或从道德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幸运”，也不想将它解释为某些外在境遇的偶然结果或某种特殊美德的特别报偿。运气与理性或德性皆无关系可说；性质上它与魔术颇为相近，在人类历史中，属于某种比较原始，比较年轻的阶段。傻人行大运，系得天仙的恩赐和诸神的眷顾，故而也就不是理性所可研究的对象，也就不是传记所可分析的题材；此种人物是一种象征，经常超出个人和历史所划的范围之外。话虽如此，但也有些杰出人物与“幸运”结了不解之缘——尽管那种幸运只在这样的一种事实：他们本身和与其才能相当的任务，恰好在历史和传记的平面上面交会了；他们生逢其时，既不过早，亦不过迟。克尼克似乎就是此类幸运儿当中的一个。他的一生，至少是他的大部生平，就给人这种万事如意，福自天降的印象。对于他的生平的这一面，我们既不想一口否定，也不想加以巧饰。尤甚于此的是，我们只能用传记的手法从理性的观点加以解说，但这不是我们的办法，因为这在卡斯达里，既不合适，亦不容许；这也就是说，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对于极端个人、极其隐私、跟健康与疾病相关的问题，对于活力和自信的波动与曲线，就得作近乎毫无限制的讨论了。我们非常清楚，任何这类的传记手法——这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办法——都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