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某些自负的知识分子所想的那样需要愚鲁或老粗的气质，但不仅需要有全心全意地乐于外务的习性，亦即要有使本身与外在目标认同的性向，同时还要有一种毫不迟疑的果断精神，亦即为求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本领。而这一切却是学者（我们不想自称哲人）所不能有、所不会有的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但认为冥想重于行动，而且，我们亦已学会，在为了达到目标而选择手段时，势必要尽人智之所能而小心谨慎，而步步留神。

因此之故，治国不是我们的工作，参政也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擅长检查、分析，以及测度的专家。我们是一切规矩、一切章程，以及一切做法的维护者、确定者，我们是专管文化度量衡的标准局。就算我们也做其他许多事情——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也做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以及重新解释者，但我们的首要任务，却是使得一切知识的源泉保持纯净，这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有我们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时，在政治中，偶尔指鹿为马，称黑为白，往往是一种天才手笔，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些时代，在所谓“鼎盛时代”的战乱期间，知识分子有时会因受到怂恿而投身政治圈中。这在副刊时代的末期尤其显著。那个时代走火入魔，竟至超过了它所需要的限度，居然坚持心灵必须服务政治或服从军事的主张。正如教堂里的铁钟被拿去熔铸枪炮，无助的学童被拉去补充军队的缺额一样，心灵的本身也被钳制起来而作为一种战争物资受到消耗。

不用说，我们自然无法接受此种要求。在局势危急之时，一个学者可以被从讲台上或书桌旁拉去当兵；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可以自愿投笔从戎。当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乃至物资缺乏时，学者不但必须节制一切物质享受，有时甚至还得束紧肚皮，准备挨饿。不用说，所有这一切，都应视为当然而加以接受。一个人所受的教养愈高，所享的特权亦愈大，必要时所做的牺牲亦愈重。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达里人都将这些视为当然的事情——假如那种时候来到的话。情势紧迫时，我们可以准备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安乐，乃至生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准备为了一时的需要，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而牺牲心智的本身，而牺牲我们精神生活的传统和德性。逃避人民所受的挑战、牺牲，以及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的行为。但是，如果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心智的生活原则——例如将二乘二的结果交由统治者斟酌决定——则不仅是懦夫，同时也是叛徒了。为了其他任何利益——包括自己国家的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