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中三人则代表三种不同的显达之路，大部分有旧宋功名的士人都能从这三个人身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也有从管宁学舍、蓬莱学舍、塘沽政学、上党律学等学舍出身的希望。

文人地位提高的同时，抗金武将也为汉部盛极一时的武功所鼓舞。自靖康乱世以来华夏世界第一次出现像折彦冲这样气吞胡汉的领袖人物，汉部在道义上占据着为民请命的制高点，在组织上又给各种不同出身的势力留下了可以接受的位置。尤其是各地义军和民兵的领袖，他们在南宋政权那里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初宗泽守汴虽然用他们为兵为将，但这些义军自己都清楚，宗泽的行为在赵构君臣那里只是一种可以勉强容忍的权宜之计，即便他们再怎么卖命，在大宋政权底下也得戴着“来归盗贼”的帽子为大宋的士人和正规军队看不起。但是汉部即将召开的“华夏扩大会议”上，却给各地义军首领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席位，这些席位不仅是地位上的象征，更是利益上的保证。

至于商人，那就更不用说了。汉部和大金、大宋相比有着更为彻底的私有财产保护观念，有着一部日益成熟的商法，有着影响越来越大的商会组织和民间仲裁体系，他们甚至还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贡献进入汉部的决策系统——元部民会议，与那些不可一世的士人、将军们平起平坐。杨应麒为了争取到摇摆于宋汉之间的文人武将花费了相当大的力气，对于商人阶层则基本是听其自然，但即便如此，商人们拥护汉部的热情却犹在那些扭扭捏捏的文人之上！他们热爱着汉部——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道义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在汉部政权能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并加以保护。

虽然，在群体性激情昂扬的背后，也有着若干被人忽略了的失意者，比如欧阳适。但是在这个大家都忙着分猪肉的季节，少数人的失意并不足以影响汉部整体上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