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医生怎样回答。

“行哪，”他回答说，看她这样淘气不由得笑了，“行哪，只要您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好姑娘，听话，乖乖地……”

“乖乖地服药？”涅莉接口道。

“啊哟！对呀，服药。是个好姑娘，”他又悄悄地对我说，“她那么，那么……又乖巧又善良，不过，不过……结婚……多古怪的淘气的念头呀……”

于是他又把药水递过去。可是这一次她连样子也不装了，干脆用一只手从下面把茶匙一搡，药水全都洒在可怜的老头子的胸衣上和脸上。她放声大笑，不过不是原来那纯真而快乐的笑。她的脸上闪过冷酷、气愤的神气。这时她仿佛在躲着我的目光，只看着医生，而且带着嘲弄的笑意，不过这笑意中透着不安，她在等着看“可笑的”老头子现在会怎样。

“噢！您又……多糟糕！不过……药水还可以再调，”老头子说，一边用手帕抹着脸和胸衣。

这使涅莉感动极了。她等着我们发怒，以为我们会骂她，埋怨她，也许她此刻不自觉地恰恰希望如此，她就有理由马上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大哭大闹，再像刚才那样把药水泼掉，甚至怒气冲冲地摔坏什么东西，从而发泄一下她那任性的、饱受创伤的幼小心灵的痛苦。这种任性不仅病人有，也不仅涅莉有。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我在房间里踱步，下意识地希望快点儿有谁来侮辱我，或者对我说一句可以被视为侮辱的话，我就可以快点儿摔东西撒气。而女人家在这样撒气的时候，就开始极其委屈地伤心哭泣，那些特别容易激动的女人甚至会发歇斯底里。这种情形很普通，也很常见，往往是因为心里另有隐痛，想和人谈谈心，却无人可以倾诉。

可是，受了委屈的老人的天使般的善良，他一句埋怨她的话也没有，又第三次为她配制药水的那种耐心，顿时使涅莉深受感动，她安静下来了。唇边讥讽的笑意消失了，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晕，眼睛湿润了；她迅速地瞥了我一眼，就移开了视线。医生把药水递了过去。她温顺而胆怯地服了药，抓住老人胖胖的发红的手，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

“您……在生气……因为我坏，”她说，不过没有把话说完，她钻进被窝里，蒙着头，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

“噢，我的孩子，别哭……这没有关系……您太激动了；喝点水吧。”

不过涅莉不听他的。

“不要哭了……别难过，”他继续说道，自己也几乎在她身边低声抽泣着，因为他也是很容易激动的人，“我原谅您，我会娶您的，只要您做个品行优良，受人尊敬的姑娘，好好……”

“好好服药！”被窝里响起了像银铃似的尖细的神经质的笑声，哭声还没有止住呢，那是我非常熟悉的笑声。

“善解人意的好心肠的姑娘，”医生郑重地说道，眼里几乎含着泪水。“可怜的小姑娘！”

从这时起，他和涅莉彼此有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奇特的好感。相反，涅莉对我却越来越阴沉、冲动、爱生气。我不知道这是因何而起，感到奇怪，何况这种变化似乎是突然发生的。在她生病的最初几天，她对我非常温柔亲切；好像对我看不够，不让我离开一步，她用发烫的小手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身边，如果她发觉我心情郁闷烦躁，就想方设法使我开心，与我逗乐嬉戏，对我微笑，显然，她在压抑着自身的痛苦。她不愿看到我深夜工作，或者坐着照看她，我不听她的，她就会伤心；有时我发现她有心事；她开始向我百般询问，为什么我那么悲伤，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奇怪，只要提起娜达莎，她马上就默然不语，或者说起别的事情。她仿佛在回避有关娜达莎的话题，这使我惊讶极了。我回来时她总是十分高兴。可是只要我拿起帽子要出门，她就有点异样地悲哀地望着我，仿佛含有怨意，一直目送着我。

在她生病的第四天，我整晚坐在娜达莎那里，甚至坐到了后半夜。我们当时有事情要商量。我在出门的时候，对我的小病人说，很快就会回来，我也的确打算早些回家。我在娜达莎那里耽搁下来，可以说是个意外，我对涅莉是放心的，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她从顺路来看过我的马斯洛鲍耶夫那里听说，涅莉病了，而我杂务缠身，又没有帮手。我的天，心地善良的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可就张罗起来了：

“这么说，现在他就不能来吃饭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可怜，就他一个。真的，现在咱们就该表示一下咱们的关切了。这是个好机会，可不能错过。”

她马上就乘上出租马车来到了我们家里，带来了一大包东西。一开口就说，她在我这儿不走了，要帮助我处理家务，随即打开了包裹。其中有病人吃的果汁、蜜饯，有几只童子鸡和一只母鸡，那是给病人康复时补身子的，有橙子、基辅的干蜜饯（给病人吃，如果医生允许的话），还有内衣、被单、餐巾、女衬衣、绷带、纱布——好像要开个诊所似的。

“我家什么都有，”她对我说，讲得急促而匆忙，仿佛急着要赶路似的，“而您是单身汉。您这里什么都缺。所以您要允许我带东西来……这也是菲利普·菲利佩奇吩咐的。哎，现在要……快说，快说呀！现在要做些什么？她怎么样？神志清醒吗？哎呀，她这样躺着不舒服，要把枕头整理一下，让她把头枕得低些，您知道吗……皮枕头是不是更好些？皮枕头是带凉的呀。唉，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