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培养出了一批神职人员，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一旦学会土著语言，便会到一个个部落轮番传教，目的是让当地居民放弃游牧生活，皈依基督教会。他们建立起了一个联盟，第一个“属于全体印第安人的团体”；很快的，传教士与土著部落之间也都团结一致、忠诚相待。游牧部落第一次来袭，正是这些刚刚受洗的教徒，他们在首领第比利萨的带领下，怀着虔诚的牺牲精神，挫败了敌人的攻击。一项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宗教精神为指导的新国家。正是得益于这次尝试，巴拉圭才能建起举世无双的“耶稣会国”。

从国家意义上讲，诺布莱加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个尚未成形的国家第一次找到了某种平衡。直到那时，说起巴西，有的只是北方的三四个沿海城市，除了出口热带产品之外，没有任何的商业活动。而现在，南方与内陆地区也得到了发展。各方力量渐渐融合，向着内陆汹涌而去。凭着自身的好奇与渴望，每一片土地、每一条河流都将得到探访。内陆地区形成了第一个遵纪守法的村庄，设想已久的计划也终于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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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才刚刚五十岁。它渐渐退去胚胎期不安的萌动，有了自己的意识与真正的思想。殖民的最初成果也渐渐显露出来。巴伊亚与伯南布哥的甘蔗种植业尽管仍处于起步阶段，已经创造了巨大的收益。越来越多的商船带着货物，用来交换这里的原材料。还没有人愿意冒风险来巴西旅游，还没有书向世界介绍这广袤的天地。对于全球商业而言，巴西并不抢眼。但这种迟疑随性的吸引方式，却恰恰是巴西的幸运。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发展得更加全面。在那个暴力与征服的时代，能够默默无闻不受凯觎，便是莫大的优势。阿尔布克尔克(12)在印度与马六甲看到的财富，科尔特斯(13)从墨西哥带走的象牙，皮萨罗(14)在秘鲁掠夺的黄金，使其他国家贪婪的目光偏离了巴西。幸运的“鹦鹉之国”依旧寂寂无名，无论是宗主国还是其他国家对它都毫无兴趣。

正因为这样，1555年11月10日发生的事件才没有引发战争。那一天，一支小型的法国舰队停驻在瓜纳巴拉海湾(15)，并有几百人登陆到其中的一座岛屿上。那时的里约热内卢还未发展成一座城市，甚至连一个居民点也算不上。因此在几间破旧的茅草房中，没有一名士兵，没有一个葡萄牙官员。即使一个人单枪匹马到这里摇旗呐喊，也不会遇到丝毫抵抗。罗德岛的骑士尼古拉斯·杜兰德·维列盖格农，一位颇具吸引力的神秘人物，他既是海盗也是学者，正是文艺复兴造就的人才。他不仅将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带到了法国王宫，而且骁勇善战，醉心于文化艺术。皮埃尔·德·龙沙(16)对他大加称赞，法国宫廷则惧怕他，因为他思维独特，不可捉摸。为了能够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自己充满幻想的世界；他厌恶稳定的职位，鄙视崇高的身份。在胡格诺派眼里，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又是一名胡格诺派。没人知道他的确切立场，也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想做出一件惊天动地、大胆狂妄、举世无双的大事。如果在西班牙，他一定会成为另一个皮萨罗或者科尔特斯；但是法国君主国事缠身，实在没有精力组织殖民扩张。野心勃勃的维列盖格农只好靠自己。他纠集了几艘船只，塞满了几百个人。这些人大部分是胡格诺派，希望逃离吉斯家族统治下的法兰西；但也有一些渴望到新大陆去的天主教徒。为了能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维列盖格农还带了一位历史学家安德烈·戴维。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大西洋的法兰西，他要成为这里的开创者、管理者，甚至是具有绝对权力的郡王。法国宫廷究竟在多大程度了解、认同并支持这一计划，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的是，一旦他们取得成功，亨利二世便会将功劳据为己有，就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对雷利(17)与德雷克(18)爵士所做的那样。先让维列盖格农以个人名义去碰碰运气，不但不必动用国家力量，还能避免同葡萄牙产生正面冲突。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将领，维列盖格农首先想到的便是防御。在登上以他名字命名的岛屿之后，他立刻修建起了军事要塞，取名为科利尼，以纪念这位胡格诺派的海军将领。为了证明对国王的忠诚，他又将这个未来的边塞小城大张旗鼓地命名为亨利郡，尽管那时这里只有荒芜的丘陵和沼泽地。维列盖格农一点不顾忌宗教问题，以至于当他无法找到更多的法国天主教徒前往巴西时，竟然在1556年从日内瓦带来了一批加尔文派的教徒。从那之后，这片小殖民地上便不断掀起宗教争端。双方的神父都将彼此视为异端，并不断指责这座小岛的异端实在太多。可不论怎样，大西洋的法兰西毕竟建立起来了。由于法国人不愿意捕捉奴隶，他们与土著人的关系也十分和睦，并且经常彼此交易。从那时开始，尽管这块殖民地尚未得到官方认可，法国人却已经将其视作常驻港口，并有法国船只定期往来。

巴伊亚当局不可能对这种入侵完全视而不见。根据当时实行的法律条款，巴西沿海水域属于葡萄牙领海，外国船只不得在海岸停靠，更不得从事贸易活动。其他国家在殖民地最好的港口修建军事要塞，可能会造成南北割据，破坏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