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及国会的解散。金矿的发现打破了原先的平衡，巴西的居民分布由此得到重新确定。大批居民涌入荒无人烟的内陆地区，后来金矿枯竭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淘金者却宁肯留在肥沃的米纳斯·吉拉斯，也不愿回到沿海地区。圣保罗的故事再次上演：人们在新的州府定居下来，并且找到了连接外界的媒介——圣弗朗西斯科河。巴西从最初的沿海地区慢慢发展为真正的国家。

对于巴西来说，自我认同比开采金矿更为重要。同法国人的斗争使他们一路向北来到马兰尼昂，而对未知区域的大胆探索与西部人口的大量增长，则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亚马逊的峡谷、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南大河及许多其他的州府。在地理范围上，每一个州府都相当于一个无所不能的欧洲国家，就同德国、法国、西班牙一样，甚至比它们更大。在那个时期，美国领土才开发出六分之一，而面积相当的巴西却已经勘探到了每一块土地。它小小的宗主国早已不能发号施令，因为如果在辽阔的殖民地上勾勒出它的轮廓，葡萄牙看起来就像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在1750年的马德里条约上，西葡双方试图将巴西与西属殖民地的界限确定下来。西班牙不得不愤怒地承认，巴西的边界已经不能限制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碍于巴西殖民活动所取得的事实权利，之前条约上的内容宣告无效。就这样，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欧洲与巴西才慢慢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悄无声息的缓慢发展，巴西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它已经脱离了幼年时代，摆脱了经济依赖，并且越来越感受到局促与不公——它要摆脱葡萄牙的压制，寻求自由的发展道路。

为了从殖民地榨取更多的利润，葡萄牙王室向巴西下达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切断它同世界的贸易交流。举例来说，尽管巴西棉花产量丰富，葡萄牙政府却不允许它开展纺织业，强迫巴西从里斯本进口棉织品。这一类的禁令不断增多，以至接近暴政。1775年下达了一条禁止生产肥皂的法令，随后酒精产业也遭到打压，迫使消费者饮用更多葡萄牙生产的酒。任何人若想进入总督府邸，就必须身穿葡萄牙的纺织品。他们甚至禁止这个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种植水稻，禁止在这个哲学与启蒙时代印刷报刊，禁止巴西人购买外国船只，也禁止外国人居住在里约热内卢或停泊在附近的港口。他们将巴西封闭起来，仿佛它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花园。直到十九世纪洪堡(33)探索巴西，希望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将巴西真正介绍给世界的时候，葡萄牙方面还秘密下令，要想方设法为难“这位洪堡男爵”。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巴西人民会投入如此巨大的热情。尽管英国作为宗主国，比葡萄牙更加明智温和，美国依然通过武力取得了自由。巴西变得愈发商业化，这使得巴西生活最早的组织者——耶稣会士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些早期的殖民者也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竞争，最终在彭巴尔侯爵的命令下离开了巴西。但巴西人民依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巴西总督只想着葡萄牙的利益，对巴西的独立发展毫不关心。在巴西地下慢慢发展出一个反葡萄牙的团体。当时，这一组织的目标还只是要葡萄牙政府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认同巴西的贸易自由。巴西人民天性如此，既不激进也不反叛；如果依靠温和精明的手段，统治这里并非难事。可里斯本并不理解巴西的需求，甚至连彭巴尔侯爵也不例外。他试图用启蒙时代的方法引导里斯本，却都徒劳无功；他在某些方面优化了巴西经济，但却未能促进巴西的全面发展。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在他看来是现有问题的缓解剂，却遭到了葡萄牙民众的强烈抗议，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毫无益处。不仅如此，连殖民者也将原先对于耶稣会士的愤恨统统转嫁到了葡萄牙身上。在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已经出现过多起抗税事件，只是由于他们彼此缺乏联系，才没有掀起大乱。这些抗税事件大多都是区域性的，仅针对新的税收或压迫，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因此并未对葡萄牙权威造成真正的威胁。直到十八世纪末，才由“米纳斯谋反”的密谋者们组织起一场全国性的反叛运动。这场运动目标清晰，饱含着理想主义。

“米纳斯谋反”是青年人的合谋，因此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们大胆的演讲与诗篇中，尽管没有突出的技巧，却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活力与风貌。1788年，一个巴西青年学生团队来到蒙彼利埃大学，在那里热烈地讨论民族解放的必要性，并且希望能与美国驻巴黎大使杰斐逊签订协议，以获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与支持。尽管没有实际行动，这个想法却未曾消逝。黑金市是当时精神文化最为繁荣的城市，部分学生到达那里之后，马上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由刚刚从科英布拉归来的若泽·阿尔瓦雷斯·马西埃尔和人称“拔牙者”的若阿金·若泽·德·西尔瓦·夏维埃尔担任领袖。这是巴西第一次真正的解放运动，“拔牙者”更是成为了举世称颂的大英雄。知识分子一直都是密谋行动的中坚力量——医生、诗人、牧师、法官——正是这个激昂的社会群体在同一时间领导了法国大革命。他们喜爱辩论、热爱发言，却在这一次说了太多的话。这些密谋者在激情